尽性至诚:儒学“礼”文化童蒙养正之“公”道探析

从原始儒学到古代儒学、现代儒学,万变不离儒家礼仁爱思想渊源。礼运大同,天下为公,文明中国数千年的礼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回归人性的人生哲学和文化积淀,是为人类共同命运祈福的深沉文化之思与长远生存之虑,本文在儒学礼变迁的正名中更觉察到其于当代童蒙教育的适切价值。人与物并生天地间,人群之则安,独处则忧。故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育人之道不可绕道于此。儒家礼,为养性之学,其关键在于通过口、目、鼻、耳等不会思考的生理通道,而渐入求真、尚善的心理之境。万盛之巅,起于小礼,长胜之君,始于童蒙。童心未泯,存礼、弘礼、践礼,童蒙养正以尽性至诚,是回答当今世界和平之问的长远筹划。

“天下无讼”价值追求的古今之变

“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法系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伦理是社会生活的基点,人的本质为伦理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应以伦理为前提。以伦理为基点,以天下为方法,以无讼为旨归,视君王和官吏为实现“天下无讼”的责任主体,借助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类文体传播“无讼”义理,通过司法制度和民间调解等多重路径践行“天下无讼”价值追求,是中国人处理纠纷的特有智慧。虽然在近代以来遭遇了崔东壁、熊十力等人基于内在理路的强烈批判,也有着因应时代之需和外在冲击而发生的主体、理念与模式之变,但“天下无讼”之价值追求仍有着历久弥新的“变化中的不变”。这背后就是中国人认知内外世界、处理内外纠纷的独特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此种逻辑与方式既以早期中国司法理念为文化基因,又有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赓续传统、焕发活力的时代动因,是理解中华法制文明、重塑新型中华法系的一把“锁钥”。

象思维视角诠释天道时空与人道顺天道

本文有感于《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篇》关于天道六六之节、六气主岁、主时、客主之气的加临等对六气运动变化规律及其原理所做的精微论述,从象思维角度诠释了天道时空的变化及其对人体的影响,重点诠释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人道顺天道",倡导读者回归中国的原创思维——象思维。

中国上古统治思想演变略述 (一)--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由于流行“万物有灵”观,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存在过一个“巫主民”的发展阶段。直到殷、周,随着王权政治的确立,“巫主民”才为“帝主民”或“天主民”所代替。西周王室一边“假威鬼神”,一边“阻兵保威”,通过让人“畏天”来维持人与人“相畏”的等级秩序,并将劳役和贡纳强制性地固定在周族下层劳动群众和被征服者身上。然而,进入春秋战国后,以强迫某族专服某役和专贡某物为内容的指定服役制度崩坏了,各国通过改革,推行履亩而税和按乘丘出兵赋,使剥削有了比例的规定,使人身第一次有了一定的自由。于是,人自身的价值被认识,人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人对天的看法得到校正,在儒家的引导下,人们通过“明于天人之分”逐步走出“神道设教”。不过,完全抛开天命鬼神,难以得到传统社会广泛认可。源自儒家,又突破了儒家的法术之士以农战为“一务”,虽有助于实现统一,却有悖于普通人热爱和平、期盼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因此,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汉代,董仲舒便建议汉武帝“变秦”“更化”,用“灾异见天意”和“天人感应”的办法重新接续天人关系,并将天道、阴阳、五行、自然都当作支撑“王道三纲”的基石。以“三纲”为核心的皇权专制理论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向封建迷信和封建道统倒退。

探讨性与天道——《郭店儒简》的作者归属及其思想辨析

《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并整理发表以后,为学术界补写或改写先秦思想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思想资料。但学界对其中的儒家竹简(简称《郭店儒简》)分歧尤大。《郭店儒简》应定编为十一篇,可认定为子思学派之作,应命名为《郭店楚墓竹简·子思子》。其思想主旨是阐述了先秦儒家关于性与天道、王道与德治的思想主张,上承孔子的"德治"主义,下启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说,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从孔子过渡到孟子的桥梁作用。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汉语普通话朗读的韵律规范

在普通话初步普及,解决了声、韵、调读音规范之后,针对国内外汉语文朗读教学普遍存在的韵律问题,吸收汉语韵律研究成果,提出普通话朗读的韵律规范,是提高汉语文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实践证明,在读者正确领悟文本的前提下,掌握并运用声调连读变调规则、停延规律,及句调群组合规律和语篇基调的组合模式等韵律理论来朗读指导,就能事半功倍地实现普通话朗读的韵律规范,从而把文本读得字正腔圆、语意清晰。朗读的韵律规范不但能激发学习兴趣,还能使读者和听者在认知世界的同时,提高汉语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中国上古统治思想演变略述(二)——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由于流行“万物有灵”观,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存在过一个“巫主民”的发展阶段。直到殷、周,随着王权政治的确立,“巫主民”才为“帝主民”或“天主民”所代替。西周王室一边“假威鬼神”,一边“阻兵保威”,通过让人“畏天”来维持人与人“相畏”的等级秩序,并将劳役和贡纳强制性地固定在周族下层劳动群众和被征服者身上。然而,进入春秋战国后,以强迫某族专服某役和专贡某物为内容的指定服役制度崩坏了,各国通过改革,推行履亩而税和按乘丘出兵赋,使剥削有了比例的规定,使人身第一次有了一定的自由。于是,人自身的价值被认识,人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人对天的看法得到校正,在儒家的引导下,人们通过“明于天人之分”逐步走出神道设教。不过,完全抛开天命鬼神,难以得到传统社会广泛认可。源自儒家,又突破了儒家的法术之士以农战为“一务”,虽有助于实现统一,却有悖于普通人热爱和平、期盼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因此,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汉代,董仲舒便建议汉武帝“变秦”“更化”,用“灾异见天意”和“天人感应”的办法重新接续天人关系,并将天道、阴阳、五行、自然都当作支撑“王道三纲”的基石。以“三纲”为核心的皇权专制理论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向封建迷信和封建道统倒退。

论发明专利“广义宽限期”规则的利弊和取舍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一国专利法是否应该采用广义宽限期规则存在争议,目前各国专利法也依然各自为政。美国先发明原则带来的副产品“法定阻却”规则虽然也被称为“广义宽限期”,但是与先申请原则下存在的“广义宽限期”制度并不一样。在实施先申请原则的国家,不需要借助广义宽限期规则促使发明人尽早申请专利;而且,由于广义宽限期规则本身存在的弊端以及在实践中的价值有限等原因,《欧洲专利公约》及不少欧洲国家都拒绝或放弃了广义宽限期规则。我国目前也可以继续维持“不丧失新颖性的例外”的狭义宽限期,没有必要像日本专利法那样改为广义宽限期。

稷下黄老新学与中医理论的本质特征

战国中后期齐国官办的稷下学宫,汇集道、法、儒、墨、名、阴阳、农、兵等众家学派,展开面对面的学术交流,进行百家争鸣,诞生了采众家之长的稷下黄老新学。创立了“天、地、人”一体的理论体系,形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当时各家思想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黄帝内经》将“天、地、人”一体观纳入理论框架,汲取“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铸就了中医学的学术本质。

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价值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对荣誉、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价值在于:澄清价值观念多元化导致的荣辱观混乱,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价值观依据,明确和谐社会应具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并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指明方向。

墨子“法天”“听民”的法律思想

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兼爱、尚同,但是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他认为法制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规范,是规矩绳墨,不可或缺;法制的制定要效法天道;还主张赏善惩暴,要俯从社会舆论,注重社会效果,这与法家、儒家、道家都不相同,而且这些观点的提出比法家人物思想要更早,其思想观点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学与“独尊儒术”比较

周秦之际的制度变迁与秦汉之际的文化变迁,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滥觞。后者之得以称变,在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与孔孟的先秦儒学有别:'独尊儒术'作为汉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为儒表法里,并集中体现在其仁政观、德治观与天人观等几方面。至于'独尊儒术'的历史效应,则因为'废黜百家'与'焚书坑儒'两极相通,遵循的是同样的法家政治逻辑,故而如同汉承秦制,君主专制从此成为两千年中国制度史上的政治正确。自'独尊儒术'为董仲舒所鼓吹,儒家学说亦终于成为两千年中国文化史上的政治正确,并从此得以为道统而维持与君统的政治紧张与文化紧张。然而如此'独尊儒术'之'儒',已然非先秦儒家之所谓'从道不从君',即自视道统高于君统。

黄宗羲的魂魄说及其与天主教思想之交涉——以《破邪论》与《天主实义》为中心

黄宗羲从其气一元的宇宙本体论和重视经世史学及社会教化的实学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朱熹魂魄说的同时回归先秦儒学原典,批判了民间迷信及佛教、道教的魂魄说,指出人只有一魂一魄,主张人与物因气之差异而理亦相异,以人性与物性根本不同因而不能相互转化批判了轮回说,并对祭祀之感格及灵魂不朽给予了理性解释,维护了儒家传统信仰。利玛窦则基于天主赋魂说与天堂地狱赏罚论,批判了儒家的魂魄说、佛教的地狱轮回说,并给予儒家的祭祀以非宗教的解释。从黄宗羲信奉主宰世界的昊天上帝,认为圣贤灵魂不灭,以及承认儒家祭祀之非宗教世俗意义等方面来看,恰好可作为儒家主流学者对于利玛窦所倡导和推动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的批判和反应。

新世纪中国艺术家散文的优势与特色

长期以来,学术界惯于从学者散文、军旅散文、官员散文、报人散文、新媒体散文等角度探讨散文,而对"艺术家散文"却多有忽略。其实,新世纪中国艺术家的散文创作颇具特色,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启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天容地载的情怀,且心存天地大道,这决定了其思想境界和哲学高度;二是紧紧贴近现实和密切感应时代,所以能发出自己深沉的忧思;三是以更随意的方式进行更自由和充满个性的书写,从而使散文更富于创造性、文学性和审美趣味。

论董仲舒的生态哲学思想

董仲舒的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哲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主张要尊重自然规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探讨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仁民爱物的观念,透过阴阳五行学说,研究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从而明确人类的生态权利与义务,并把古代君王的道德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构筑了一幅天人感应的生态图景。

董仲舒对德治思想的发展与改造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秉承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在秦汉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对德治思想进行了改造,使儒家的德治思想制度化,最终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治理方式,但由于董仲舒的思想在形而上的限制,使其德治思想有着独特的特点和先天的缺陷。

中医治疗乳腺癌

乳腺癌发病主要是正气不足,气血亏虚,内为七情所困,外为六淫浸扰,引起阴阳失和,冲任失调,脏腑功能失衡,经络运行受阻,气血循环失常,湿、热、痰、浊、淤、毒等各种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有效排除,集聚于胸乳,邪实停滞而机体大损,致有癌瘤之患。扶正祛邪为治疗乳腺癌的根本大法,强调扶正为主,同时根据病机转变辅以攻邪。中西医结合治疗乳腺癌疗效明显,加用中医药治疗后患者生存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值得推广。

论中国历史上“绝地天通”人神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之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绝地天通"的人神观把神和人分开,古代帝王籍此以"礼治"代替"神治"并使其统治权获得"合法性",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绝地天通"的人神观是古代帝王倡导和实行的祭天保佑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模式的思想源头,也是其倡导和实行的"礼治"统治思想和统治模式合法性的思想根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过程中,"绝地天通"人神观产生了三个重大现实意义,即:德本思想被确立、"礼治"思想深入人心、统一的国家观初步形成。这其中,人们的共同话语开始形成,政治认同逐渐形成,政治整合有效开展,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关键要素。这个历史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代的国家性质,国家依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