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论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为适应时代发展,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政府主动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数字技术,“自动化行政”应运而生。自动化行政在提升办理行政业务便捷性的同时,因法律语言与机器语言无法完全对应、自动化行政领域的立法欠缺、算法黑箱、算法运算的瞬时性及模型训练的海量数据需求、算法歧视等因素,侵害了相对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的行使,使个人信息权与平等权的保护面临困境。现阶段可考虑通过完善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制自动化行政,设置基本程序要求并细化各类自动化行政的程序来规范执法流程,优化事后救济制度来推进自动化行政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实现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全方位保障。

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实践样态、困境与优化路径

统筹配置自然保护地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推进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是促进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呈现不同的实践样态,并逐步向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和构建最严法治保障体系转型。但是,自然保护地内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协作不畅加剧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重视和破解重立法轻执法、重管理轻治理、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的“三重三轻”治理困境。为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元共治原则为指引,依法授予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一定的执法权,规范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合作并向全过程执法延拓,通过多元执法方式和智能化治理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治理转型与法治优化。

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

行政复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用论析

行政复议坚持矛盾纠纷化解的问题导向,寻求权力运行监督的常态长效,充当政府改革创新的示范纽带,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表达,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主要围绕构筑科学统一的复议体制、秉承高效便民的复议宗旨和健全有错必纠的复议监督三个维度,改进或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举措,增强了行政复议回应法治政府建设现实需求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保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切实有效实施,需要从廓清其功能定位、延展监督质效和释放治理潜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内生监督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司法推进

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意味着必须推进公正司法,二者间是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司法推进是指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以公正司法和人民司法为价值坚守,通过司法政策、司法制度、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革新,全面作用于立法、执法与守法,最终“四力合一”形成“四驱动力”推动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其基本特征是:在领导制度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引领;在推进方略上实行司法政策、司法制度、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的“四维联动”;在价值目标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司法推进以期改革成本、实践性能和制度供给上的实践优越性,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理论适洽性,彰显了中国的司法智慧,演绎了司法文明的新形态。未来的司法推进应始终将“以党为舵”“以民为本”“公正为魂”及“科技为用”融贯司法活动的全过程全领域,谱写法治文明的新篇章。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基本逻辑、运行样态与法治进路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特色制度创新,不仅是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实践范例。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逻辑论证和运行观察,发现:作为生态环境源头预防的基本性制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根植于空间转向理论,蕴含着深厚的空间治理逻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实现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法治化是其制度发展的应然理路;法制供给滞后、法律内容残缺、配套机制缺失是掣肘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战略实施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因。因此,提出要在明确立法策略的基础之上,按照内外在机理构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法治体系。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对于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教义学,应该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立足最低限度的法治观念,寻求通约东西方法治文化的“重叠性共识”;基于本国现行的法秩序,通过体系化思维不断整合本土法治经验,通过动态解释机制适应社会变迁。法教义学对习惯的吸收,是实现自主性与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海南黎族传统习惯规则的法治化思考

长期以来,海南黎族乡村已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传统习惯规则,在调适人际关系、村民纠纷、维护族内稳定及规范生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现实意义来看,黎族传统习惯规则背后所蕴含的法观念与时代要求和现代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契合,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部分不合时宜的传统习惯规则仍需进一步甄别和扬弃,应当纳入法治化轨道予以调适。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营商环境视域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规范意涵与完善路径

在法治政府建设中,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已初步建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保障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上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质。在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要选定合适的实施主体,扩展参与主体覆盖面,确保风险评估程序规范,健全监督倒查机制,从源头治理社会风险,确保行政权力规范行使,提高决策民主性,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城市共享电动单车治理中的理论问题

共享电动单车在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在给人民群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很多问题。治理这些问题必须依据一定理论。首先明确共享电动单车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进而明确政府对其负有监管职责;其次现代公共管理讲求善治,在当代中国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电动单车治理必须围绕这个中心不断改进;再次必须实现共享电动单车治理的法治化,不仅要尽快地立法还要实现“良法善治”,即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进行立法并执行。从这些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出发制定相应对策,才能解决前述问题。

流动人口管理行政法治概念厘定与理论证成

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机制改革,有利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廓清“人口流动”“流动人口”与“行政法治”等概念利于梳理流动人口管理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首先,学者们对流动人口相关概念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以致出现了对流动人口规模理解和认识的偏差。其次,学者们一般将行政法治看作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揭示了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属性和基本价值目标。行政法治的内涵,可以从理念、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三个层面理解。最后,研究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需要探求其理论依据,即“服务行政”理念、比例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些是服务与管理流动人口的正当性基础和重要理论基础。

流动人口管理中户籍立法嬗变的审视与反思

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既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机制改革,又有利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流动人口管理与户籍立法发展历经严密控制、管制调控、逐步放开等发展阶段,展现如下特点:从强制人口流动转化为引导人口流动;从强化中央管制转变为扩大地方政府权力;从建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突破城乡二元格局。国外在平衡人口自由迁移与城市有限资源的关系方面,有一些经验可供我国参考借鉴。我国现行的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户籍法律制度在实践中虽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但在服务行政视阈下,仍存在一些亟需重视与解决的不足,亟需加强《户籍法》的引领与保障、推进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积极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和落实居住证制度拓宽的福利与便利。

行政约谈机制在北京市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的创新研究

在北京市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存在法律手段不能适应监管要求的问题,即北京市现有的法律监管手段不足以有效促进数据中心能效提升,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在此背景下,北京市节能监察部门探索使用了行政约谈这一柔性监管措施,在现有的法律约束条件下打开了节能监察工作的新局面,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机制内涵。行政约谈在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的应用,在法治层面具有明显的创新属性,它可以被视为我国行政法治发展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有组织科研的模式变迁与法治协调

有组织科研并非项目制或者单位制科研,也非当前中国社会科研活动的主流形式,而是为了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发挥战略力量作用探索实施的新型科研组织体制机制。本土化的有组织科研不能仅依靠科研组织的自律驱动,更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保障有组织科研的进行。整体来看,在前期部署环节,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容易被“组织”的形式禁锢;在中期进行环节,易出现“有组织”形式主义大于实质的问题;在后期成果环节,“有组织”约束可能导致成果转化与评价的懈怠。有组织科研的“前中后”环节现存问题应当通过法治化路径解决,需要坚持“放管服”的法治保障体系,构建科研宽容型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科研规范型法律惩戒体系,形成科研友好型法律服务体系,维护科研人员的权利。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法治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逻辑、难点与对策

推动法治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回应社会变迁和技术发展双重需求的新型治理理念。数字化政府具有技术、政策、法治的三重逻辑,但在大幅提升行政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法治难点。这些难点,在政府层面,表现为公共行政的法律原则面对冲击;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歧视和不公平的风险加剧;在个人层面,暗含着公民数据权利可能遭遇侵害,其本质属于政府治理对“人”的关系和行为控制效用的衰弱。因此,需要围绕数字政府建设中新兴数字技术的边界、审查机制、正当程序等方面,构建“规制回应”型的法律治理框架。

生态文明视域下湘西少数民族的制度性生态民俗

制度性生态民俗是指以制度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民俗,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相对于普通生态民俗而言,具有规范性、补充性和调整性等典型特征。以调整对象和规制目的为依据,可将湘西的制度性生态民俗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主要调整“人-神”关系的自然禁忌型生态民俗,如苗族的枫树禁忌民俗;二是主要调整“民-民”关系的村民公约型生态民俗,如禁止越界砍伐林木的苗族榔规;三是主要调整“人-天(自然)”关系的技术规则型生态民俗,如侗族的“林粮间作”民俗。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增强对制度性生态民俗的文化自觉,推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