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秘密法域外适用的扩张与中国应对——以《2022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为中心

美国商业秘密法的域外适用存在扩张趋势。《2022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进一步授权美国行政部门对域外商业秘密侵权行为进行制裁,扩大了美国的商业秘密域外执法权,对中国的产业安全和涉外法治建设带来新的挑战。为减少冲突:在政府层面,我国应通过效果标准和适当联系原则构筑中国法的域外适用规则,优化中国反制裁体系的防御和弥补功能,完善多元、开放的金融体制;在市场层面,相关主体应加强海外合规和风险预警机制,积极通过行政复议或司法审查获得救济,主动与法案质疑者、其他被制裁主体和因制裁受到连带损害的美国企业寻求利益联合。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成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推出的新举措。十年来,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我国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的三资企业法合并成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在国内法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国际法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TFA、DEPA、RCEP、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不仅比WTO规则更加开放,还呈现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融合的趋势。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我国主动试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今,中国已经加入或正式申请加入上述协定,适用这些标准已成为现实的需要,范围也不限于自贸试验区。

全球化时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研究

全球化时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智能化、虚拟化、有组织化的特点,成为联合国规定的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态势、新特征对追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证据的收集、检控、审判等活动提出新要求,对传统国内刑法体系和国际刑法规则带来新挑战。目前大多数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条约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进行了规定,但规定得比较简略,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为了更好地打击全球化时代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我国应积极推动并深度参与跨境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合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优化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体制机制,以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能力,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格局良性发展,促进国际经济贸易与科技关系的深入合作。

论我国国际私法教学的本土化

法律制度是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国际私法是舶来品,三十多年来我国涉外民商法律和涉外民商事司法的积累,为我国国际私法教育的本土化提供了充分条件。必须尽快实现国际私法教学体系、内容、方法的本土化,突出我国涉外民商法律的地位和涉外司法成果,为促进我国涉外民商事交往培养高素质人才。

环境侵权冲突法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立法的影响

20世纪后期,国际上出现对涉外环境侵权制定特殊冲突规则的立法动向,在立法内容上显现出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倾向,这是对传统侵权冲突法的一种突破。2002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9编在其影响下就环境侵权的法律适用也做出特别规定,这是立法意识上的进步,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需进一步完善。

论涉外案件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基于54份案例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对我国强制性规定的适应做出了明文规定。201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对强制性规定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中的适用做出了解释。在涉外案件中出现了一些适用强制性规定的案件。以法院裁判文书为依据,对强制性规定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中的适用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强制性规定在我国的适用现状,探究差异和共同点,发现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兼论《对外关系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涉外法治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枢纽”。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方式,是丰富外交斗争工具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的法律基础保障。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框定目标、引领方向,明确了涉外法律体系的立法重点。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需求,契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宪法—对外关系法—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结构呈现为上下有序、相互照应的有机整体。处于底层每一板块的法律规则应包括国际法的内化、国内法的外化、外国法适用、执法和司法程序、国际合作等内容,而《对外关系法》在宪法与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法律实践成果,实现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遵循,是新时代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举措。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国涉外法治建设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纪念香港回归祖国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5周年

“一国两制”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伟大创举。法治是香港的根本,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石。香港的涉外法治既是香港总体法治的重要一翼,也是中国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为“一国两制三法系”条件下探索不同法系和跨境法律规则的衔接提供了宝贵经验。香港发达的律师业和法律服务业促进了中国内地律师业和法律服务业的国际化,促进了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交融发展。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为中国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香港与内地一道促进了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发展。香港在中国涉外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跨国文物追索诉讼的国家豁免问题

国家豁免原则的立场选择是以国家为当事方的跨国文物纠纷能否诉诸司法裁量的关键。在国际条约无法适用和习惯国际法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国法院原则上适用法院地国现行有效的国家豁免立场。在管辖豁免层面,性质标准构成跨国文物追索诉讼中涉诉国家行为是否符合商业行为例外的主要判定标准;征收例外则构成追索战时劫掠文物最常援引的豁免例外。在执行豁免层面,外国文物的可执行性取决于其是否用于商业目的,而司法免扣押制度则可以为外国借展文物提供特殊豁免保护。中国应将流失文物追索放在涉外法治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加以推进,尽快制定体现限制豁免立场的综合性国家豁免立法,并在此过程中系统构建契合文物追索现实需要的国家豁免规则。

涉外代理关系准据法的确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6条对代理类型、连结对象与连结点的界定均不清晰,需从学理上予以重述。第1款中的“代理”不能径直依民法来解释,宜从功能识别与目的识别的原理出发,将法定代理与机关代理排除在外,而仅指涉意定代理。代理实体法的学说与体系构造影响着冲突规则的设置。无论是从实体法还是冲突法的立场出发,我国都应采纳德国的意定代理权独立连结理论,而非混合继受英国法与海牙《代理法律适用公约》。继受该德国学说时,需明确代理内部基础关系与外部法律行为均可在第16条之外找到对应的冲突规则,第16条的连结对象只为意定代理权。第16条第1款前段的“代理”应进一步限缩解释为意定代理权,第1款但书未来宜完全删除。在依第16条规定的主、客观连结点确定意定代理权的准据法时,应依实体类型作精细化的利益衡量,从而具体化连结点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