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irical Human Rights Studies Contribute to Building a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Summary of the Fifth National Meeting for the Exchange of Work Experience Among Human Rights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om Nov. 5 to 6, 2013, the China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 （CSHRS）held the Fifth National Meeting for the Exchange of Work Experience Among Human Right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t Wuhan University. More than 100 experts and scholars, focusing on empirical human rights stud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building a societ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shared their work experience and discussed effective strategies. CSHRS President Luo Haocai, who served as vice chairman of the 10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Multilateral Aid in Nigeria

The linkage between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ations has generated a lot of interest among scholars,due to their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of many countries and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including foreign aid from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Two strands of theories emerge on the institutions-multilateral aids nexus:those for benefits of aid to growth and development;and those for harms caused by aid.The research objective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multilateral aid in Nigeria.To do this,the study applied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bounds testing approach.Data for the study were sourced from the ICRG data,WGI data,QoG database,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and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stitutional quality variables do not have any influence on the multilateral aid in Nigeria,except the‘independence of judiciary’which appea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In the short-run analysis,the disequilibrium in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is corrected for in the next quarter period by about 25%;almost all the variables are statistically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multilateral aid.It is therefore recommended that donor agencies should consider other factors that negatively influenc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such as politics,location and colonial history.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枫桥经验”与诉源治理法治化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时代的系列治理问题,逐渐发展为党领导基层治理的重要经验。当前我国基层矛盾纠纷仍呈高发态势,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依然严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和多元综合治理相结合的诉源治理,是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途径。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构建诉源治理大格局,形成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体系,推动矛盾调处机制法治化、智能化发展。

意蕴·藩篱·突破:数字法治时代视角下面向未来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

在数字法治建设背景下,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使命。如何进一步创新与改革传统法治人才培养,培养面向数字法治的复合型法治人才,更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重大课题。从数字法治时代视角出发,以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为研究主体,以“意蕴、藩篱、突破”思路探究面向数字法治时代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路径,为新时代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

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此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仍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上存在欠缺、执法上监管合力不强等方面。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从促进监管部门有效承担监管职责、鼓励学校提升教学效果、引导家长塑造正确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对于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教义学,应该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立足最低限度的法治观念,寻求通约东西方法治文化的“重叠性共识”;基于本国现行的法秩序,通过体系化思维不断整合本土法治经验,通过动态解释机制适应社会变迁。法教义学对习惯的吸收,是实现自主性与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韩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主要举措与经验借鉴

制度认同是指公众基于理性判断对制度所持的承认、肯定与支持,是提升国家治理效率和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理念支撑和内生力量。韩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表现为公众对国家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观、制定、实施与评估机制方面的认同,形成了以法治保障为认同的基本依循、以资历框架为认同的质量保证、以证书制度为认同的内在动力、以技能制度为认同的创新之举,体现了由宏观到中观、由抽象到具体、由分散到全面的有序结构。以韩国系统完整的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综合分析框架为鉴,我国应以依法治教为保障,夯实职教法律法规的制度认同根基;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完善国家资历框架的制度认同基础;以运行规范为标准,维护证书权威公信的制度认同力度;以多元诉求为纽带,构建创新技能机制的制度认同保障,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从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破解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但是也存在几个突出问题:深层次的体制障碍有待改革、法治体系的全面建构有待进一步完善、制度的系统完整性还不够严密、环境管理的人治痕迹仍然比较明显等。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性、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的有限性、“三期叠加”阶段的复杂性、国际环境治理的逼迫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抓住始终保持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主动性、大力推进完善的生态法治体系、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等基本维度。

包容性法治: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法治特征及效能提升

党的二十大首次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出专门部署,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通过整合包容党内法规制度、国家法律、党的纪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规范形式和内容,构建起由党章及其下设的党的领导制度规范、党和国家组织制度规范、党的自身建设制度规范、党和国家监督保障制度规范四大板块组成的制度规范体系。“包容性法治”框架下的自我革命实现了不同治理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内容的包容,确立起全面整合、多元协同的法治秩序。这可从提升自我革命的制度协同性、体系融贯性、系统调适性等方面持续努力。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构造——从法官和律师的视角出发

2024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全国律协首次召开工作交流会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建立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四方会商”机制,聚焦共同关注的律师工作重点领域,强化协作配合,深化良性互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服务。该会议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加快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促进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贡献其自身力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律师和法官作为核心成员,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两个职业的各自特征不同,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要从法官和律师的角度出发,积极调和两个职业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伦理体系,促进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的发展与进步,推进法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受法律控制是“法律至上”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规范政府购买行为的应然要求。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受法律控制,必须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立法发展,对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具体行为规则进行建构,界定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权力边界;平等对待公共法律服务的承接主体,尊重承接主体的意志和权利;引入服务接受者为中心的思维,增强对社会公众需求的回应力,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合同履行质量评价、合同续订等的必备条款;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购买程序、合同管理程序与绩效评估程序,充分发挥多元监督机制。同时,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参与主体的不认真履行职责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通过责任追究将监督与评估转化为现实的责任,促进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法治治理的梗阻因素与实现路径——枫桥经验下的“第三种活法”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法治治理主要面临发展空间狭窄、内生动力不足两大梗阻因素。枫桥经验中社会组织自愿、自发、自主参与社会法治治理的安排契合了现代社会法治治理的需求,积极参与社会法治治理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已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变革创新、服务社会的最重要载体,成为社会治理的“第三种活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法治治理在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结合中形成从自发到认可、从规定到实践、从框架到机理的三大路径,是社会法治治理水平和能力显著提升的实践论成果,体现为治理共同体下法治信仰和法治文化的认识论结晶。进一步巩固、优化这一成果,疏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法治治理的痛点、堵点、难点,实现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同频共振,应在枫桥经验指引下支持、引导、鼓励社会组织聚焦基层治理、激活内生动力,拓宽其发展与活动的法律空间。

论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从法理上而言,法治是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国家治理制度安排,强调法律优良、法律至上,为社会提供了常态的运行模式;法治是一种最为经济的国家治理方式,节省了社会运行的资源和成本;法治对国家权力的约束与控制,也为人们的权利自由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制度空间。法治又是一种讲求平等的国家治理方式,平等确保了每个人独立自主的法律地位,从而为人们发展自我、展现才能提供了法律保障;通过机会平等的保障,人们可以平等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法治来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让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社会共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智力支撑。同时,法治还是一种升华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有利于提升人的素质,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提供相应的社会基础。在此,法治必须以人的尊严为根本准则,确保和培养人们的自尊;正确处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恶本性和善本性、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通过公民教育来促成人性的升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法治社会的情绪体验:青年法治精神培养的关键动力

青年对法治精神的内涵理解包括懂法识法、信法尊法、守法用法三个层面,与法治精神的学理论述存在内涵与结构的差异。青年法治精神的情绪体验特征具有偏误性、动态性、可塑性和道德性四个特征。现行法治精神培养路径还存在着从认知到行动转换不佳的问题,亟须将情绪情感作为介质,形成“知—情—意”协同一体的青年法治精神培养进路。具体而言,青年需要建构以理性为内核的现实认知,避免盲从情绪对社会司法实践进行道德判断;塑造以感性为线索的价值认同,警惕过激情绪对法治精神反向解读;培养以行动为追求的践行策略,发挥情绪对践行法治精神的动员作用。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ASD理论视角下福建高校法治工作测评的提升路径

为推动福建高校法治建设,福建省于2022年启动了为期3年的全省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基于ASD理论视角,从福建高校法治测评工作行动者主体、制度和环境因素着手分析,发现高校法治工作存在整改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行动者参与法治整改工作权限不足、部分高校对测评工作重视程度不高等问题,建议采取协调多方行动者主体参与、扩充高校法治配套制度、涵养法治文化环境等措施,全力提升福建高校法治工作水平。

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化理性实践维度研究

在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从传统“人治”思维到法治化思维和方式的运用,需要结合从“枫桥经验”诞生之初到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发生的深刻变化,重新审视“枫桥经验”理论基础与当前法治功能之间存在的约束与差异,避免法治手段和方式完全取代道德、习惯和风俗的约束。从国家规范、治理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理性、谦抑地理解法治方式和手段的局限性;聚焦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行为、社会矛盾、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等多个维度,研究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精准定位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法治思维和方式有效融合的法治化接驳点,找出理性边界及延伸路径,为探索完善蕴含法治基因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

新时代高校宪法权威教育的意蕴、挑战与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权威赓续于中华法系的优秀传统、发展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根基、确认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政治引领、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宪法权威教育是宪法权威生成的基本渠道,必然也必须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主题之一。高校作为大学生完成政治社会化的终端载体,必须将宪法权威教育放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培养合格公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充分发挥其“主渠道”作用。具象来看,塑造大学生宪法权威观仍然面临去中心化带来的认知不足、非专业性导致的知识短板、多维冲突形成的价值缺位和法治实践背离造成的认同偏差等多重挑战。要迎接挑战、走出困境,高校必须建构宪法权威教育的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和实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