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合规的理论溯源与范畴界定

廉洁合规作为企业刑事合规的新生事物,廉洁合规的理论基础可通过“政治德性”的理论原点、“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依托以及“软硬共治”的理论进路来寻根溯源。廉洁合规在履职行为层面涵盖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导向,在政治德性的内在要求层面涵盖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导向。通过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间的互动关系,判断企业廉洁合规的实施效度需围绕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来建构企业章程以及内部规章制度。廉洁合规的基本范畴有别于刑事合规、前置于反腐败合规,融贯于行政合规,其强调单位“出责”的全过程性,还应明确个人“担责”的阶段性。

中国行政伦理改革的反思：道德、法律及其他

论文将我国建国以来反腐败战略的演进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进而在各阶段考察了品格伦理(道德教育)和法律战略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政策有效性。同时还发现,在道德和法律这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因素——权力、统治、资源和文化,仅仅着力于道德教育和反腐法令是不够的。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德法兼治”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

现代公司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关注的课题。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观念的影响下,"法治"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越来越强,相对而言,"德治"的作用却日渐被人忽略。而道德规范是对法治失灵最好的补充机制。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应当走出几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实行"德法兼治",形成德法并举、互为补充的公司治理机制。

《管子》国家管理思想的历史地位探讨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一般认为从礼治开始,经过法治,然后到汉代有了比较成熟的"德主刑辅"这样一个过程。汉代的"德主刑辅"影响是深远的。而事实上,春秋初期的管仲提出并实践的礼法并重,是从礼治到法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更是"德主刑辅"的基本源头。

“法治”、“德治”相统一 治国方略新境界

人类社会的治国方略大体经历了“人治———法治”两个阶段 ,按照内在规律应该向着“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的阶段发展。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及时提出“以德治国” ,是人类治国方略的新境界。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复兴与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论法治和德治的现实统一

在法治和德治关系问题上,必须认识到法律的道德性和法治的道德承诺、权力定位之难题以及法治在道德重塑上的任重道远,才能努力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的实现形式。

论推进“以德治校”的路径选择

在高校落实“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必须在坚持“依法治校”的前提下 ,全面贯彻“德治为本”的指导思想。从师德建设和学生德育两方面入手 ,推进以德治校。加强师德建设 ,发挥师德的示范、辐射和教化作用 ,融德育于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培养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实行以德治校 ,还要处理好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完善道德评价机制与优化道德环境的关系、以德治校和依法治校的关系。

行政裁量权与行政现代化建设

行政裁量权是现实广泛存在的公共权力,对行政现代化建设影响巨大。文章介绍了行政裁量权的概念,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了其广泛存在的逻辑和它对行政建设的困惑。指出行政现代化建设主要是行政法治和行政德治。行政裁量权作为行政的核心,事关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大计,应该加强行政裁量权的法治化和德治化。

依法管理的铁性原则和温情效应

传统的学校管理是以命令服从为基本内容。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大力实施,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当前的学校管理必然走向以协商、平等为主要内容的依法治校框架。然而,法律既有冷冰冰、惩恶扬善的一面,也包容着公平、公正、天理和人情,因而学校的依法管理也就凸显出铁性原则和温情特质的两重属性,学校管理必须坚持法治、德治并举,依法治教和以德治校相结合的治理结构。

论传统行政文化的转型机制

传统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的深层结构 ,是政府管理活的灵魂。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要求传统行政文化作出创造性转化。传统行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文化主体对其进行文化反省、发现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要不断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扬弃 ,以提取契合公共行政的精神价值 ,并摒弃其间的封建思想毒素 ,使中国公共行政的观念世界得以净化 ,实现正义、民主、法治、公平等世俗信仰的回归。传统行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同时是个漫长。

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体 ,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把德治仅仅理解为用伦理道德来进行统治的狭隘看法 ,而实际上德治要求的是政治统治应该符合伦理道德 ,它包括行政伦理、经济、法律及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全面准确地理解德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 ,是我们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关键。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行政文化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开掘

传统行政文化是封建官僚行政体系的观念结构 ,它以总体性“文化遗传基因群”的方式 ,对当代行政体制的建构和公共行政过程发挥着现实影响。传统行政文化中固有的行政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价值理念 ,经过扬弃可作为公共行政新文化系统建构的价值来源。

试论行政之恶及其规避之道——读《揭开行政之恶》

行政之恶在各种复杂组织中普遍存在,也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日益凸显,行政之恶也渐渐成为严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政治生态和社会和谐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技术理性下滋生的行政之恶极其隐蔽,正当、合法的程序甚至可能为其披上了看似合理和高尚的外衣,将少数行政人员甚至是社会公众伤害于无形之中。因此,要为当代公务员的伦理困境寻找合适的出路,就必须加强对行政之恶的正视与矫正,必须反思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根源以及社会基本制度,有效地防范与规避行政之恶。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举措失焦化:特征、生成与优化--以中部地区C县“三治结合”实践为例

相较于内卷化、制度失灵、制度失准,制度举措失焦化更为精准地概括了乡村治理中的此类问题:某些制度举措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工具性绩效,但却未能聚焦于制度本身的核心载体与价值要求。这种失焦化体现在“三治分离”、自治民生化、法治秩序化、德治行政化等方面。从基层治理实践看,干部价值观念错位、现有考评机制压力、群众需求异化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制度举措的失焦化,又将进一步强化行政依赖、经费依赖,带来治理理念的错位。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规范与理性选择有助于揭示其生成机制,而治理过程的价值融入、制度创新的科学评价、群众主体性与乡村内生性的凸显,有助于改善失焦化这一现象。

高校后勤管理中的“德治”与“法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侧重于"心","法治"偏重于"行",二者虽范畴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在高校行政后勤工作中"德治"就是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激发大家工作的能动性;"法治"就是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工作行为,做到标准化;"德治"与"法治"相互促进,二者不可偏颇。"德治"与"法治"要结合实际工作,采取不同举措;"德治"与"法治"并重才能全面提升行政后勤工作水平。

对行政科员实施“德治”管理的几点思考

对行政科员的管理,除了必要的“法治”外,更要有“德治”。实施“德治”管理,以人为本是基本原则,以情动人是基本手段,以理服人是基本目的。

浅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提供了社会条件。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狱政管理运用德治思想的几点思考

在狱政管理中运用德治思想 ,既是监狱历史经验和工作实践的总结 ,也是监狱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狱政管理中运用德治思想 ,必须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体系 ,把广大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重点 ,还要处理好“依法治监”和“以德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