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崧的词学思想与词体艺术品格的开拓

陈维崧是清初少有的词体创作和词学理论兼擅的杰出文学家。陈维崧的词学思想是其词心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生生不息的创作力的源泉。陈维崧打破了传统以词体比附诗体的尊体策略,提出“为经为史”的词学主张;在创作论方面,强调寄托的技法以适应词意内言外的复调特质,并对创作主体提出“思”“气”“变”“通”的严格要求;在风格论方面,正体与变体兼容,纤柔婉娈和雄阔豪放并重。除此之外,陈维崧倡导复“艳”为雅和推崇“清”的艺术品格,推动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戏剧唱词格律与古典诗词格律之比较

在格律形式与内容的表现上,戏剧唱词与古典诗词之间存在着彼此交融而又各具特征的微妙关系,其既涉及诸多相同之处,也在细节上带有明显差别。在戏剧不断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传统文化强势复兴的背景下,应科学解析戏剧唱词与古典诗词在格律上的异同点,对比二者的艺术特质、文化价值,深刻把握戏剧的创作规律,参照古典诗词的格律运用手法,着力契合受众的审美、观赏需求,集中突出唱词的独特性、新颖性、变化性,优化现有的剧作演绎策略,实现古典诗词文化传承与戏剧行业的互促共进。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类诗”构园——基于中国传统诗文章法视角的苏州留园观赏序列分析

中国古典园林与诗画艺术一脉相承,理法相通。自陈从周先生提出“诗文造园”以来,园林的诗情文脉研究得到广泛关注。然而目前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多依托于现代建筑“空间”论,在溯源传统造园理法上仍存在较大局限性。鉴于此,通过拓展“诗文造园”理论,以中国传统诗文“起承转合”的结构章法为基础,选取典型的江南文人园林留园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不同时期观赏序列的营造逻辑,并结合园景光照度实验验证游观体验,总结“起需逆锋渐起,承需重复铺陈,转需对比转折,合需迂回无尽”的“类诗”构园特征,以求回溯中国古典园林的构园规律。

南洋诗人张济川旧体诗的“中国气象”与“世界视野”

张济川是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化发展的重要对象,其旧体诗作品体现出一种由“中国性”到“南洋性”的转变,从中可见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张济川的旧体诗创作并非对中华文化的简单脱离,而是在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以一个华文旧体诗人的身份去观察、去书写,在以中华文化为基底的创作中不断汲取异国元素,以旧体诗这一旧形式实现了海外故事新的讲述。这不仅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创新与发展,也让中国文学在他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文学命运共同体”的一种体现。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古诗词曲英译中声音文化的展现

声音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声音美是指通过平仄、韵脚等达到的韵律美。大多数学者重视狭义的声音美而忽视了另一种声音美——广义的声音美,即声音的文化内涵美。在古诗词曲里,不同鸟类在不同情境下其叫声引发的联想意义是不同的,本文以此为例,从声音文化内涵意义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展现诗歌的声音美。

浅评林语堂英译中国古典诗词中象似性原则的体现

在翻译理论中涉及的语言符号的象似性问题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受到关注,以林语堂英译中国古典诗词为例,象似性原则的应用在其诗文的译作中可见一斑。因此,结合象似性原则对林语堂英译中国古典诗词进行艺术赏析和研究对于学生的翻译理论的学习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

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

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影响甚巨,古朝鲜李朝正宗李祘便是接受此影响,又以国主之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好例。李祘对中国经史子集都有研究,于朱熹之学用力最勤,著述颇丰。朱熹的哲学、文学思想对于朝鲜中、后期的政坛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与正宗的学术努力分不开的。正宗还亲自编选了《杜陆千选》、《(杜陆)二家全律》,又命文院编《杜律分韵》,命弘文馆编《杜陆律分韵》,于研究杜甫、陆游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宗以其接受、传播中国文化的实绩,证明自己是"拿来主义"的高手。

《诗经》中某些乐器的定名及形制考辨

现今 ,有关《诗经》中乐器的定名及形制问题基本上都以杨荫浏先生的观点为准 ,但是笔者在对《诗经》中载有乐器的篇什进行研读的过程中发现 ,仅就《诗经》创作的时代和地域而言 ,诗篇中某些乐器的定名及形制还需进一步仔细斟酌。

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传统文论表现出强烈的重伦理教化的实用主义工具色彩 ,对形式主义一直采取蔑视和压制的态度。但就是在这种极不利于艺术生长的文化氛围里 ,中国古代作家在诗歌创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突出和普遍的以形式为本体的倾向 ,对重伦理教化的儒家诗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抗衡作用 ,实现了诗歌创作向艺术王国的回归 ,从而创作出了举世难以匹敌的真正的诗歌艺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三 :一 ,汉语文字的本体性特征是汉语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形成的基础 ;二 ,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走向和结构格局决定了诗歌创作以形式为本体的特征 ;三 ,工具主义的形式观客观上推动了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

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有一些倾向,如宏观视野的缺乏、作家作品研究中对传统诗文评的过分倚重、对研究现状漠视而产生的偏见等,目前亟需对这些倾向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的研究路向。旧体诗词研究需要打通古今、融会新旧的宏阔视野,需要把旧体诗词置于整个中国诗歌变迁的历程之中,置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之中,同时还需要批评观念与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学术力量的整合。

散文诗文体为何首先问世于法国——兼论波德莱尔成为散文诗创始人的原因

散文诗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 ,是人类文艺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共生文体 ,尽管在各个国家的文学中都有散文诗文体的萌发情况 ,成熟的散文诗文体却首先问世于法国 ,波德莱尔成为世界散文诗的鼻祖。这与法国的国情相关 ,它是反抗古典主义的文体规范的结果 ,也是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在文体革命上的胜利 ,是法国诗歌走向“自由化”、“散文化”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

崔颢、李白名诗格律研究

唐人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两诗是流传千古的名诗。崔、李及同时代人均未说是七言律诗,然而宋代至今均有学者大家硬说崔、李之诗为七言律诗。本文根据七言律诗平仄格律规则,详论崔、李之诗不是七言律诗,而是七言古诗。

试论《玉合记》不为“宜黄腔”而作

本文主要就徐朔方先生之“《玉合记》为宜黄腔创作说”,提出质疑。并通过对清商乐、南曲格律、用韵等大量材料和文献的分析、考索,发现徐先生的的观点与《玉合记》的实际情况颇不相符。我们认为《玉合记》不为宜黄腔而作,这有梅氏的交游诗文、自述以及《玉合记》的有关内容可资佐证。

形式美的移植和古诗英译的审美再现

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古诗的内涵和意蕴无法脱离古诗的形式而存在。古诗英译时,只有将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特征移植到英语文本中,才能在译文中再现中国古典诗歌所独有的形式之美,才能在译文中真正体现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特征和审美意蕴。因此,在古诗的译介中,译者应该充分关注古诗的形式,尽力移植古诗形式特征,并传达这些形式特征所蕴含的美学意义,从而实现古诗对外传播的文化价值。

近体诗“拗救”说之检讨

对近体诗＂拗救＂的讨论,前人多为臆说。本文在调查唐代律诗中的＂拗＂病分布的前提下,结合永明诗病进行甄别考辨,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唐代律诗＂拗＂病的分布状况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联）＂集中出现在五言绝句第一联和五言律诗尾、首两联上;其次是七言绝句第二联和五言律句颔、颈两联上,七言律诗犯＂拗＂病的很少。第二,惯犯＂拗＂病的律句是首（绝句为第一联）、尾（绝句为第二联）两联的出句,单句易犯＂拗＂病,偶句很少犯病。据此推断,＂拗＂病的犯病习惯初始形成于五言绝句,其后再向五言律诗的首、尾两联扩展,然后逐步向颔、颈两联蔓延。其病因都与五言诗病密切相关。二、律诗惯犯＂拗＂病的普遍规律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是首、尾两联。第二,惯犯＂拗＂病的诗句是五言句。第三,惯犯＂拗＂病的字音是第三、第四两个音节。律句所犯＂拗＂病与古体诗是一脉相承的;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四种拗病中,蜂腰拗、鹤膝拗居律诗犯拗之首,与古体诗多蜂腰、鹤膝句式相吻合。三、律诗初创时虽有禁忌、规避诗病的规定,而唐人作诗并无避忌的意识和习惯,由此证明＂拗救＂理论无实践依据。

论吴宓的诗

吴宓的诗歌创作选择的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道路 ,“新材料”即“一时一地之生活感想”,反映了他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旧格律”则为其诗歌的表现形式 ,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 ,但因才力所限与炼意炼字功夫的欠缺 ,颇多不足。吴宓诗歌的特征与研究价值 。

浅论我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以《唐诗三百首新译》为例

古典诗歌是我国引以为傲的珍贵文化遗产。鉴于古典诗歌自身的特点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古典诗歌的翻译,可以采用"意美、音美和形美"的"三美"翻译原则,即译者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传达音美,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如此方能将我国古典诗歌的真正内涵展现给西方的文学爱好者。

评闻一多的新诗社团活动

清华时期,闻一多热衷新诗创作,参与清华文学社编辑活动,领导诗歌组同学展开诗歌讨论,出版诗歌刊物和书籍,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走向进行思考;新月时期,作为一个学习艺术,了解西方艺术,又渴望保存中国文化传统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实现了诗歌观念上中西合璧的设想,提出了新诗的"三美"理论,对中国新诗进行诗艺尝试,成为新月诗派的代言人;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以一个中年教师的身份引导学生寻找原始生命力,整理民歌,与学生一起制定诗歌纲领,编辑《现代诗钞》,自觉承担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具有历史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