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规治党进程中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逻辑与路径

阐述了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学理概念,分析了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依据及监督程序等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构成要素。立足于党内法规执行监督和依规治党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指明了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价值指向。从出台专门的制度依据、强化法治思维和监督能力的转化运用、建立健全党内法规执行监督体系及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精神认同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推动依规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现实路径。

论公务员制度中党规国法的规范构造及其路径优化

追溯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历史,党规和国法是公务员制度的两根支柱。在规范构造方面,党内法规引领了国家法律的政治性,赋予了国家法律可操作性,激活了国家法律的内容。在理论价值方面,公务员制度中党内法规对党的领导方式的创新,并非“溢出效力”的体现,而是“软法”和“硬法”之外第三种制度形态功能的体现。公务员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两部”到“两部一局”再到“一部一局”的转变,配套措施的规范类型也从部门规章转变为党政联合发文,进而转变为党内法规。当前,公务员制度存在党规国法定位有待明晰、授权性立法有待完善、重复和不一致规定有待解决、地方党内法规有待完善等现实问题,应通过扩展依法管理原则、确定公务员管理类党内法规的“特别法”地位、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和转化等措施,保持地方党内法规的审慎克制,寻求党内法规作用于公务员管理的优化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中国共产党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建党百年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建设。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党的监督保障的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更加注重党的监督保障的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强调对党的监督保障制度的完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强化政治监督保障执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强化正风肃纪,构建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一体推进机制,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建设取得显著成果。进入新征程,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建设应坚持党建和法治相结合、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监督和保障相结合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体系。

论党内法规保障英烈精神弘扬的内在逻辑

英烈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新形势下,党内法规保障英烈精神弘扬具有坚实的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党内法规保障英烈精神弘扬符合党中央历次全会精神、符合习近平重要论述精神、符合党的专项政策要求,此即政治逻辑。党内法规与英烈精神的同根同源性、党内法规坚实的法理基础以及党内法规天然的制度优势构成理论逻辑。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历史检验构成历史逻辑。英烈精神弘扬的现实需求、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成果以及党内法规保障英烈精神弘扬的成功经验构成实践逻辑。

“混合性党规”的法治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混合性党规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联合制定的法治规范,是中国法治的特色与优势所在,体现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然而,混合性党规与纯粹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存在天然的差异,无法与传统党规或国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实践机制完美契合。理论的欠缺与制度运行瑕疵为混合性党规的制定与实施埋下诸多隐患。平息混合性党规的属性争议、合理分配混合性党规的立规权限、建立健全混合性党规的审查监督机制等,成为当前实现混合性党规法治化、规范化的必由之路。

论新时代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意蕴

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纪检监察机关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机关、党和国家监督的专责机关,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法治反腐和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执纪执法。我国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沿着法治化轨道进行,在新时代推进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需要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结合,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不断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自身建设,以法治方式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纪律检查机关开展制度执行监督检查的工作路径研究——基于苏州市的实践探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执行工作。全面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充分发挥制度刚性约束和治本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苏州市纪委紧密结合实际,加强工作实践,初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制度执行监督检查方式方法,并立足执行工作实际,探索构建了制度执行监督检查指标体系,为提升制度执行监督检查工作质量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色与风格

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是由国家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与政党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共同构成的,国家层面的合宪性审查解决的是包括法律法规内在的规范性文件的是否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政党层面的合宪性审查解决的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法律相一致的问题,虽然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审查主体与审查对象存在差异,但都是出于解决并处理规范性文件是否同宪法相一致的问题,因而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可以同时并存,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合宪性审查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合宪性审查制度。

新时代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逻辑考量与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强调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是推进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的核心要义,是解决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必然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法治逻辑、治理逻辑和治党逻辑。党内法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面临制度意识不浓、执行能力不强、制度质量不高、党组织作风不硬等方面制约。提升制度意识和执行能力、科学制定党内法规制度、健全制度执行的体制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是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有效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的制度属性与制度形态分析

组织处理是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的一种重要措施,它同党纪处分、问责和政务处分既有相同之处,在处分对象、处分依据和处分方式等方面又存在显著差别。组织处理既是一种责任追究机制,是落实党管干部组织原则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处置方式较为灵活的程序性活动。尽管组织处理已深嵌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制度规范中,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制度关于组织处理的规定存在不一致、党纪处分与组织处理相互代替、组织(人事)部门在组织处理中职责不清等。鉴于此,未来修订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应夯实组织处理的党章依据,注意不同处分间的搭配关系,明晰纪检监察机关同组织(人事)部门间的职权边界,明确组织处理中的相关期限。

党内法规监督规定的结构性分析及其提升路径

党内法规监督规定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内法规有效执行的重要保证。现行党内法规监督主体设计模式分为同一模式、分离模式和协作模式,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监督”原则及“统分结合、各司其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要求。党内法规监督方式分为报告式、评议式、督导式和巡视式,这些方式散见于不同党内法规。党内法规监督规定的规范性和操作性存在不足,党内法规监督的独立性和严肃性亦有不足。推动完善党内法规监督规定体系,重点在于党内法规监督与党内监督相融合,实现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的统一,提升结果运用的权威性;党内法规监督与党内法规评估相衔接,采用党内法规评估标准和方式,减少党内法规监督的命令性色彩,提升党内法规监督的精准度和权威性。

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权的法治建构

作为2018年修宪时新增设的国家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基于自身的宪法地位享有独立的立法权,以便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供给配套的监察法规。目前,尽管已经获得了监察法规制定权,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权在权力来源、内容范围以及监察法规的法律位阶、制定程序等方面仍存在规范层面上的缺失,并由此导致监察工作实践中的多重困境。有鉴于此,应当结合国家监察工作的实际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未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措施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权进行法治构建,充实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权的内容,建立健全监察法规制定程序,以满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规范供给与实践需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认知维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法治思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养分以及西方法治思想的合理成分,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六个方面:目标是法治中国,根基是党的领导,方略是共同推进、一体建设,中心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两个维度是国家法律、党内法制,基本途径是德治和法治并重。习近平法治思想呈现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为中心、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研究: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之相契合,学术领域的党内法规研究也经历了若干特点显著的发展阶段,即在争鸣中前进,在探索中发展,在实践中深入。反思40年来的研究成果,方法论的选择至为关键。在研究中,我们要从方法论层面正确认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党内法规研究的理论资源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研究范式是规范性还是实证性、研究方法涉及的是单学科还是多学科、研究者立场是政治性还是学术性、制定党内法规的导向是激励保护还是约束限制。这是党内法规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党内法规研究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

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内法规视角下中国共产党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指向

构建相应的问责和监督机制、实现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作为“使命—责任”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不断探索中国式的责任政治建设道路,通过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问责、党内监督与政治监督等制度设计。这背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担负执政兴国、治国理政的政治责任,并注重从严治党,强化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内在逻辑。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只有强化问责与监督才能更好地履行责任,在这一责任政治建设中,问责、监督等相关制度设计也健全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加强了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概念、结构与价值

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党组织经程序制定的用于对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进行监督、奖惩、保障的行为规范。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主要包括约束性法规、激励性法规和保障性法规三个方面,具体可分为监督、审查、处理、奖励荣誉、权利保障、工作保障六个子类。其价值在于使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更加系统和完善,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支撑,为激发党内活力和激励干部作为提供制度保障,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提供制度衔接。

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人民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构想

人民银行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自我约束的自律行为,随着金融业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化,使人民银行内部控制机制面临许多新问题。人民银行必须构建科学的内控制度体系、内控保障体系、内控监督体系,方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证人民银行经营管理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

天津市体育产业立法发展状况与完善进路的探讨

体育产业立法是否健全完善,影响着体育产业的发展。通过梳理分析天津市体育产业立法文件,认为天津市体育产业立法较早,为体育产业发展营建了多元的法律环境,但在现阶段存在立法相对滞后且层次不高、内容不够全面精细、创新性和特色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天津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的废止造成高层次立法空白。指出,天津市体育产业立法应坚持适应社会与体育发展、保护体育市场主体权益和公平秩序、法制统一和系统配套、开放借鉴与创新特色等原则。在立法形式方面,要制定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地方性专门法规,制定和修改相关政府规章,完善其他法规和规章的相关内容,增加市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对相关部门的配套文件进行系统规划;在立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提升体育产业的法律地位,健全体育产权制度和体育市场交易制度,推进体育产业各门类业态规范运行与发展,提供法律激励与保障,完善法律调控和监督管理内容。为促进天津市体育产业发展和体育产业法治建设提供参考。

通过党内法规的机构改革——以国家监察委改革为视角

机构改革不仅要顺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也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检验。将党内法规提升至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后,党内法规的建设不仅能够从法治层面给予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又能进一步为改革后的机构职能划定确定边界和规范指引,还能通过党内新机构、新职能的试点和经验总结为机构改革提供实践样本。国家监察委的改革正是如此,即纪委通过党内法规促进各项监察试点工作顺利展开,在规范层面保障了监察立法和改革的顺利实施,为改革提供合法性基础,为监察权力运行的规范性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