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应用到证据法定:大数据证据的理论证成与规则建构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明价值愈加凸显。在肯定大数据证据实践证明价值的同时,囿于大数据证据在我国证据法地位的缺失、证据审查判断规则的缺位,使得大数据证据在法庭审查判断时表现混乱、在法庭质证时辩护效率低下,导致证据裁判规则规范侦查行为的价值功能失灵。从大数据证据的内生应用逻辑出发,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实践基础,包括大数据证据改变了传统证据的司法认知路径,推动了印证证明模式向综合验证模式的转向;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现实基础,包括电子数据无法与大数据证据等同、书证难以包容大数据证据、鉴定意见与大数据证据存在明显区分以及大数据证据与勘验、检查笔录和证人证言等法定证据类型存在诸多区别;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法理基础,从程序法的角度可以发现我国法定证据的分类存在着与取证型侦查行为密切相关的司法逻辑,即一种取证型侦查行为的诞生便会产生一种相对应的证据分类,结合当前我国新型犯罪侦查治理的需要,基于大数据搜索、大数据挖掘等新的取证型大数据侦查行为的出现,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类型也同样符合我国基于取证型侦查行为的诞生而伴生新的证据类型的法理基础。从大数据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合法性审查、科学性审查以及关联性审查等方面建构我国大数据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以印证证明为基础,建构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事实与事实之间,及其证据、事实与数据之间“网状式验证”的综合验证规则;以及建构包括绝对排除、相对排除为内容的大数据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大数据证据的基本理论证成与证据应用规则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中奉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它以被告人口供为印证机制的中心,忽视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作为审查证据的关键,相互印证才敢定案。这种证明模式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取向,却可能不利于发现真相,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要重新认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方法和对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中的证据问题

证据在诉讼中的有效性是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中难解的困局。两岸不同的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反映了对刑罚权程序正当性的不同认识,这种差异日益影响到两岸司法互助的效果。法律程序的"演示性"功能能够提升司法互助证据的公信力与证明力。海峡两岸应互信合作,借鉴与其他法域司法协助的成功经验,尽早细化《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证据条款,使证据的取得与转换具有可视性和操作性,提升司法互助的成效。

非典型性强奸案件中证据审查的困境与进路

与暴力型侵犯妇女性自主权类强奸案件不同,非典型强奸往往多发于熟人作案或者发生在特殊场合以及具有特殊身份主体之间。该类案件认定多依赖被害人陈述,并且可能存在延迟披露的特点。传统的印证模式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空间有限,导致因印证不足而难以定罪。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自由心证模式,但经验法则的运用并未被禁止,在该类案件中建立适用经验法则的正当机制可以作为印证模式的有益补充。同时,建立精细化证据审查模式,高效运用辅助证据,建立起被害人陈述可信性标准同样有助于消解该类案件事实认定的困境。

论言词补强规则的推展与适用——从刑事证据印证模式出发

印证模式作为我国司法证明的实践选择,存在固有的适用缺陷和证明风险,随着审判中心主义的推进,我国应当合理构建言词补强规则,以弥补印证模式的概括性缺陷、补位证明活动中传闻规则的缺失。在真实性或可靠性获得保证的前提下,允许法官根据作为关键性证据的直接言词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以实现证据裁判与自由心证的衡平。我国言词补强规则的构建,应明确其适用范围及对象。

类型化研究下的电子数据取证与认定规则

网络犯罪的演进与发展使得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不断完善和发展,电子数据从其外形特点到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方法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特征。对电子数据进行分类研究,根据不同的类型来对其设定取证与认证规则有很大意义。应当紧紧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制定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方法,并对在封闭计算机系统与开放型计算机系统条件下的取证规则、人工输入型与非人工输入型证据的认证规则进行分类设置。

刑事证据印证模式省思:理论、运作与规制

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独特的证明模式。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来看,目前针对印证模式的探讨大多局限于审判阶段静态化的视角,罕有放眼于印证模式各阶段动态化的审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的印证模式具有着三种样态,分别为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产生、证据确定及证据使用。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虽颇为合理,但也有弊端。因此,从产生阶段、确定阶段、使用阶段多角度对现有制度进行规制,有助于刑事证据印证模式的优化转型。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四个基本问题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规则形式随着人类司法的发展由"开放性规则+限制性规则"转变为单纯的开放性规则,即当刑事证明充分性有需要时,至少应当有一个独立来源的补强证据。其证明结构为收敛结构,主要包括待证事实、主证据以及补强证据(或中间事实)三个元素。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作为保障证明充分性的证据规则,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刑事印证规则"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在规范内容、运行机理以及证明结构三方面存在区别,而与"刑事印证规则"在规范内容、运行机理以及与刑事证明标准的关系三方面存在区别。

刑事“印证”证明方法的反思与完善路径——以庭审实质化为视角

刑事证据“印证”证明法具有审查证据并采信和认定案件事实标准的双重定位。从积极方面看,符合心理认知规律的“印证”方法具有应然的合理性,有助于防范侦查权的封闭运行和庭审虚化导致的证据质量低、事实认定错误的风险。从消极方面看,“印证”证明法存在固有局限,体现我国书面审理化模式下过于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依赖口供作为“印证”机制的中心,在相应程序性保障机制还未完善的情况下,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形式化印证”成为常态,与其设立初衷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同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反思“印证”法现存的问题,契合我国当前庭审实质化的司法语境,完善单个证据的实质审查机制,加强司法证明活动实质化,强化法官心证和裁判文书说理,从程序与规则角度完善“印证”证明方法的适用路径。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实践形态解析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证明模式、采证、认证规则和法官个体潜在的自由心证的表达等形式,甚至等同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实践表明,正确地运用印证模式证明案件事实,应该变革现行的证据采证、认证的判决书说明理由方式,变革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同时严格掌握证明模式与证明标准的区别。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印证证明模式的冲突及弥合路径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关注法官评价证据的心证过程。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规则体现了"原子主义"的思维方式,但我国的排除规则却是将"整体主义"和"相互印证"的逻辑表达于规范和实务层面。这种"整体主义"的证据评价方式源自于对案件实体真实的追求,其本质是用"印证"思维来解决证据能力问题。这会导致实体事实影响法官准确认定非法证据,也会致使印证证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架空排除规则。此外,心理学中"以融贯性为基础"的推理和相关法律实验表明,"整体主义"会引导法官倾向于不排除非法证据。我们应当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中逐步弥合两者冲突,其中,最低限度的改革要求在于,不能以"相互印证"来处理取证合法性的问题。

间接证据质证问题研究

间接证据证明得到证据性事实,各个证据性事实之间通过印证或衔接从而推论出待证事实。间接证据之间的印证通常表现为各个间接证据对口供的补强和固定,质证一般也是整体质证和简单比对。为了提高根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的准确性,应当建立证据能力规则,保证庭审中证据的合法性。间接证据的审查应当首先从审查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入手,并且印证应当是相互的、交叉的,且不能忽略推论的作用。结论唯一性不应当作为采信间接证据的标准。

印证何以证明?——对印证原理和印证规则的概率论反思

在司法证明中,证据推理的前提可能为假,推理的形式也未必演绎有效,因此其结论仅具有盖然正确性。在此情况下,裁判者往往需要通过印证证明的方法来提升事实认定的准确程度,其实质是通过发现印证关系来提升对证明结论的主观概率估值。印证关系虽然是一种证据间的相互关系,但此种证据间的相互关系是通过共同指向的待证事实建立起来的。根据证据与待证事实间相互关系的不同,又可将印证进一步分为直接印证与间接印证。印证证明的原理是根据概率的乘法规则所进行的可能性估算,其适用的前提是用以相乘的事件之间相互独立。而根据印证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一些与印证证明相关的重要命题,这些命题可以作为对现有印证规则进行评判时所依据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