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出境的国内法规制路径及体系化完善

数字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跨境传输使得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剧,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法律规范予以应对。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各国选择以国内法规制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出境予以监管,具体表现为国家专门立法、联盟统一立法与国家分散立法。我国通过专门立法规制个人信息出境,形成了“硬性”与“软性”两轨监管机制,但存在分轨监管内容交叉、公私共治监管尚未形成的问题,阻碍个人信息的安全出境。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我国应以系统观念加强个人信息出境监管建设,从主体上发挥公私体系的协同性,从规范上强化攻防体系的均衡性,从空间上增进内外体系的互动性,为促成个人信息跨境规制的多边共识贡献中国智慧。

个人信息处理中禁止捆绑规则的相对化构造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6条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中的禁止捆绑规则,该条文义倾向于绝对禁止的立场,但应对该条及相关规定予以相对化构造,从而推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其评价基础为信息自决与营业自由的互动,主要适用范围是合同场景下对个人信息的商业化利用,但处理行为构成履行合同义务的必然技术要求除外。相对禁止捆绑规则应采取具体要件而非概括考量的规范模式,其构成要件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存在将同意与产品或者服务相捆绑的事实,二是不属于不应被禁止的例外。而例外性构成要件又包括两种具体下位情形:信息主体无需同意即可从同一个或者不同经营者处以可期待方式获得具有同等功能之替代性给付,或者能够以支付合理价款作为替代方式从特定经营者处获取同一种给付。基于依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确立的解释框架,即可在现行法上构造完整的相对禁止捆绑规则,其要义为“无例外不捆绑,同意违反即无效”,而信息处理者的市场力量、产品或者服务的性质等考量因素则居于辅助地位或者发挥具体化功能。据此,“某读书App案”的裁判结论得以证立,其裁判理由也得以完善。

论个人信息知情同意规则的强弱模式——兼论劳动关系场景中的选择与适用

知情同意规则虽内涵了知情规则和同意规则,但其规则重点并不相同,前者侧重于信息提供和获取,后者侧重于意愿表达与选择。《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知情同意规则适用呈现为“强知情+强同意”“强知情+弱同意”“弱知情+弱同意”三种模式。劳动关系场景是检验个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规则的重要场域,采取“强知情+弱同意”模式符合理论原则和现实需要:为减少弱同意的损害后果,需要以利益一致原则为基础对涉及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的劳动规章制度和合同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为确保强知情规则的落实,需从用人单位信息处理告知义务履行、知情规则中知情权请求权的实现机制构建以及劳资信息处理沟通、理解与共识机制形成三个方面实现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平衡。

西藏交通警察道路执法工作的风险与防范

西藏自治区自然、地理与气候环境复杂且特殊,道路交通环境相对恶劣,这导致当地交通警察道路执法工作面临诸多风险,包括警员人身安全和执法效能等风险。对此,文章对西藏交通警察道路执法工作风险进行了调查分析,从地区环境、警员安全意识与技能、执法装备、社会宣传和教育等角度探讨了相关风险的成因,针对性相关风险成因,提出从优化警力配置与道路信息推送、加强警员培训、完善警务装备、加强法治化宣传教育等工作来消除相关风险,以期保障警员安全并改善西藏交通环境。

刑事诉讼中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问题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将刑事诉讼统一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当中,需要认真研究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核心规则“告知-同意”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失效,同意规则无须适用,告知规则设置了宽泛的例外,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当明确例外的界限与适用情形。对于个人信息保存时限、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则、自动化决策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刑事诉讼中都应当进一步予以细化规定。个人信息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呈减损状态,但不应被彻底剥夺,应当着力强化刑事执法、司法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义务,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若干支撑配套制度,包括将规制场景由技术侦查扩展至更为广阔的信息收集实践,强化事先数据合规制度建设,增设检察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中投诉处理的负责机构等。

论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宜居的环境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而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将乡村振兴政策纳入法治轨道,需要采用规范分析法阐述生态宜居。从法学角度来说,生态宜居是指在农村居住的人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居住,并享受利用优美环境的权利。在环境法治实施中,生态宜居应当被归为生态利益,纳入法律关系客体的范畴;应当以环境人格权为理论基础,在环境人格法律化过程中明确其主体、内容;通过扩大民法基本原则内涵、具体民事制度的“生态化”等方法来实现。

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成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途径。首先就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内涵及基本原则等进行了界定;其次,着重探讨了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现状及困境,包括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不严密、行政监管机制不健全、行政保护的法律执行效果较低、行政救济途径及时效性不充分等问题;第三,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或措施,包括坚持公私法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优化行政监管机制建设和健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等;最后,总结了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和保护。

政务数据共享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隐忧与完善路径

提升政务数据共享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水平是提升政务数据共享效率的重要内容。当前,关于政务数据共享的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个人信息的共享范围尚待细化、政务数据共享部门忽视处理个人信息需遵循的“告知—同意”规则、个人信息权益受损的救济机制效果不彰等诸多现实难题。在破解政务数据共享个人信息保护难题的过程中,应在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规则与政务数据共享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规则的基础之上,贯彻风险预防原则对个人信息风险进行预防、遵循“告知—同意”规则、贯彻整体政府理论进行整体责任承担。破解政务数据共享个人信息保护难题的具体路径为:以风险预防原则为理论基础建立个人信息风险影响评估机制细化个人信息的共享范围、以优先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法益为理论基础细化“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以整体政府理论为理论基础完善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受损的救济机制。

政务数据共享的法治难题及其破解

政务数据共享是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路径,其逻辑在于政务数据共享具有推进整体型政府、高效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三重核心功能。当前,政务数据的权属不明、政务数据共享范围规定原则化致使数据共享范围不明、政务数据共享对个人信息权益保障回应稍显不足等基础性问题制约着政务数据共享核心功能的实现。为推进政务数据共享高效进行、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应以数据来源主体为标准明确政务数据权属、以编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为切入点明确政务数据共享范围、以建构平衡个人信息安全和政务数据共享效率机制为切入点平衡政务数据共享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

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同意规则的构建与实施——基于最新立法和域外经验的考察

《个人信息保护法》就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获取相关同意、制定专门规则上作出具体规定,未成年读者保护也需要契合上述要求。需推动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同意规则实现层次化,在同意内容上区分敏感个人信息、普通个人信息和监护人个人信息,在同意权限上以八周岁、十四周岁为年龄节点确立不同规则。构建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同意规则体系,充分考虑告知、释明、修正等方面。应借鉴美国和欧洲的实践经验,推进行业相关实践,颁布专项保护政策,加强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开展专门教育,明确相应救济渠道。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法治人格塑造路径探析

大学生法治人格的形成是学生健康人格建设的关键,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高校法治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案例和文献分析法,基于“三全育人”视域,以建立健全制度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以法律情感教育为载体构建全过程育人新模式、以产教研融合携手第二课堂探索法治人格塑造新路径,一方面丰富了“三全育人”和大学生法治人格塑造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对新时代高等学校如何在“三全育人”的视域下塑造大学生法治人格提供思路和方法。

数字图书馆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未成年读者是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对象,但实践中,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严重问题,应予以解决。研究发现,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问题在于监护人知情同意权的适用落空,知情环节存在告知义务与知情权利失衡问题,同意环节存在同意验证性差与非理性自愿问题。数字图书馆可采取如下具体措施解决相关问题:在知情环节提供专业与多版本服务协议,严格履行法定的持续告知义务;在同意环节尊重同意撤回权与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同意者身份集约认证。最后,数字图书馆还应注意保护孤儿与“事实孤儿”的个人信息权益。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探析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飞速发展,与之带来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擅自披露触动着公众神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亟待各领域各行业规范与治理的重中之重。把握当下时代的数字化机遇,以个人信息安全为抓手,针对个人信息的利益属性、政府与社会监督管理的缺位与漏洞,国家应因势利导对症下药,规范完善源头立法工作,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优化司法,形成“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就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底层逻辑,进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个人信息安全观念。

以场景理论为基础的告知-同意规则完善研究

告知-同意规则是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制度。尽管该制度运行多年,但用户在实践中仍未实质参与其中。通过考察司法案例、信息处理平台以及信息主体对告知-同意规则的认识这三个视角,厘清告知-同意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分析该规则的完善路径。一方面,在基本框架下引入场景理论,通过细化用户删除、撤回对信息的授权同意以明确个人信息的动态保护;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中立机构对隐私条款进行专业性评估,以从专业角度给予用户利益权衡。

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尽管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多重意义,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首先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最后在程序方面也存在失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对策:第一,科学界定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第二,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第三,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

公民、权利、道德及范式转换

“公民”曾与古希腊城邦文明联系在一起,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之一,其本质规定在于公民个体的社会主体权利,包括平等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是民主存在的前提,也是公民道德人格养成的必要构件。中国公民权利时代的到来是与公民社会相关联的,正在成长的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以及道德范式转换相互联系,互为条件,是现代化的社会转型的四位一体的任务。

法理学视野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定位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作者从法理学的角度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首先分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 ,基于此 ,作者接着从哲学、法学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考察 ,并对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根基进行了分析 ,最后就如何缓解法官自由裁量权中个性化的涉入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残疾人事业法治建设三十年之回眸与前瞻

《残疾人保障法》实施30年来,中国残疾人事业法治体系和权利保障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促成了残疾人平等享有全面小康生活,也为世界人权话语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拓展了基于人权的发展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权利保障的法治体系,需要坚持融合发展原则,注重社会治理和社群赋能策略,在法律能力、无障碍、教育就业和司法保护等领域进行制度革新。

“个人信息权”性质之辨与立法模式研究——以互联网新型权利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每位个体在享受互联网便捷的同时,与个体人身紧密相关的各种信息处于"裸奔"状态,个人信息遭泄露、被非法利用情况多发,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是网络安全的必然要求。关于个人信息,在中国有宪法权利、人格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的多种观点。是《民法总则》全新的法律概念,是个人主体对其信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并有权防止他人干扰的权利,属于一项新型民事权利。不能把"个人信息权"纳入公法权利、民法人格权,也不能纳入物权法财产权,更不能纳入知识产权。"个人信息权"属于继股权、知识产权之后的新型民事权利。为了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权",中国有必要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英国养老金改革立法过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改革立法是一个认识规律、协调利益和除旧布新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英国养老金个人账户改革立法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英国社保立法一般需要经过独立评估、政府咨询和议会审议三个阶段,其中独立评估是其他工作的基础,因此对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法案的顺利通过至关重要。中国《社会保险法》在制定过程中深入细致的调查、客观独立的评估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评估调查基础之上的观点争鸣和利益协调还有待进一步开展,在利益协调中达成的广泛共识还有待进一步凝聚。因此,中国亟需学习和掌握社会改革立法的一般规律,完善社会保险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