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州帮扶地区阅读服务现状与发展策略

广州对口帮扶地区的农村阅读服务水平仍较低,针对农村开展的阅读服务活动较少,严重影响乡村文化振兴,急需引起相关部门重视。该文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提供经费保障;完善基础设施,创新服务方式;革新服务内容,科学配置资源;组建专业队伍,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制度建设,构建服务体系等发展对策与措施。

城市外围地区农村物流设施空间分布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外围地区农村物流设施是保障城乡物资双向流通和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综合使用多源空间数据和空间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索城市外围地区农村物流设施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在空间分布演变方面,城市外围地区农村物流设施从单核转向多核,具有圈层化、等级化特征,与广州市空间发展方向和空间格局相一致,最外围地区物流设施建设短板突出;受村级设施分布变化影响,物流设施集聚性呈现“增强—减弱—增强”的波动。影响因素方面,人口因素、交通因素和工业因素对物流设施分布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因素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区位因素对其无明显影响。研究结果能够丰富对农村物流设施分布演变规律的认识,为城市尺度的农村物流设施的布局优化和支撑要素的建设等提供参考。

乡村现代化视域下农文旅康融合集聚发展路径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提出,乡村现代化被提上日程,而乡村现代化首先是产业现代化。因此,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通过旅游休闲,推动农文旅康融合集聚发展成为乡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产业融合理论框架,通过实地调研、案例研究、系统分析,发现通过农业价值链延伸融合、农文旅康空间集聚组合、农文旅康行业产业系统耦合、现代科技渗透融合、IP品牌及产业平台整合,形成场馆景区观光模式、游憩园区休闲模式、主题乐园创意模式、田园或乡村康养度假综合体模式、融合集聚区/带共同体模式,可以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共同富裕。

综合门户城市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以广州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规划建设为例

结合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选取在城乡融合起主导地位的综合门户城市地区的乡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特点及问题,提出镇域统筹、资产盘活、机制传导的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应对路径,并以广州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规划建设实践为例,分析其创建情况和创建路径,以地方国企引领带动乡村建设的实践验证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为其他地区的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基于IPA理论的乡村民宿游客感知:重要性·满意度和差异——以广州市为例

民宿逐渐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关于乡村民宿游客满意度研究对于民宿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广州乡村民宿为例,基于游客视角,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等途径,使用IPA分析法对广州乡村民宿满意度进行实证。结果显示:在乡村民宿这一领域广州需要从基础设施、个性化服务、民宿氛围等方面改进,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改善民宿基础性设施,保障游客住宿体验;完善旅游线路与交通,增设停车位;增强服务意识,提供个性化服务;加强民宿氛围营造等。

共同缔造模式下城边村社区更新规划研究——以广州市草河村为例

近年来,共同缔造理念在各地的规划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有效推动了城乡社区发展。城边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动郊区城市化、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社会单元,更新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本文以典型城边村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草河村为例,分析共同缔造模式下大城市城边村更新的实施问题与规划思路。规划搭建草河村共同缔造工作坊,探索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共同缔造实施机制。工作路径方面,在规划的不同阶段通过多种方式保证多元规划主体的参与,引导村民认同并加入村庄共同缔造实践。研究发现,草河村共同缔造工作促进了村民主体性提升,但由于未能形成稳定的规划共识,持续吸引规划主体参与,使得村庄更新规划陷入停滞。城边村共同缔造是渐进式的工作过程,需要多主体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地探索实施路径。草河村的规划实践为改善我国城边村共同缔造更新工作的实施提供参考。

基于城市实体地域的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当前国内外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也未形成明确的标准,导致了城乡接合部空间治理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基于城市实体地域的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方法,对广州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以自然资源部高精度遥感和土地调查数据准确识别的城市实体地域范围为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测算指标,以明确的行政村、居委会为最小统计单元,可以有效地衔接国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2)采用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认同的25%~75%理想值与聚类分析法,并以广州市为典型案例进行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阈值的优化与检验,最终确定广州市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合理阈值为10%~75%;3)精准的测算指标、明确的研究单元和可操作性强的界定方法,可以较好地识别出城乡接合部空间,同时也为更深入的空间研究与治理提供支撑。

和而不同:城乡融合视角下广州近郊乡村特色发展策略

城市近郊乡村作为城乡之间交流沟通的“桥头堡”,具备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内在基础和外部驱动力,是探索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地区。总结城乡融合初级阶段近郊乡村在生产、生活、景观、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解读新时期大城市近郊乡村发展的新特征与新趋势,提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城乡融合高级阶段的发展目标,以及生产方式、生活形态、景观风貌、建设模式等方面的近郊乡村特色发展策略。以广州为例,探索新时期近郊乡村特色化发展的方法体系,推动城乡融合深入发展。

广州红色资源在农村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SWOT战略分析

该文依托广州地区丰富的红色资源,运用SWOT战略分析工具,深入探讨红色资源在农村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研究发现,广州红色资源具有丰富生动、特色鲜明及教育效果显著等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利用程度不高、历史认知与现实需求脱节、教育内容与方法传统单一等劣势和挑战。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加强历史与现实结合、创新教育方式、提升思政教师素质和能力及建立合作机制等对策,以期更好地发挥广州红色资源在思政教育中的独特作用,推动农村基层干部思政教育的深入发展。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也为乡村振兴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城中村改造中的地方营造与情感机制——以广州黄埔村创新创意空间为例

以广州市黄埔村创新创意空间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情感地理的视角探讨城市更新背景下创新创意空间对地方意义的重构,尤其是情感在地方认同中的塑造作用。研究表明,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通过物质环境、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重塑,对多元主体的地方情感和空间意义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物质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情感认同和地方依恋,具有现代性的产业形式在文化价值上未能形塑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身份,但提升了创客及租客群体基于创意及文化氛围的地方认同。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互动与联系,形成以产业为联系纽带的社会网络关系,建构起共同的情感依恋与地方认同,并将传统的居住空间转变为具有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多元空间。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广州市村庄规划编制与管控的若干分析与建议

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承担着乡村地区资源要素管控、工程建设指导等多重使命。本文系统梳理了广东省广州市当前乡村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从向上承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向下指导乡村建设项目实施,以及编制“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实施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探索符合广州实际、操作性强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编制与全流程管理路径,实现对乡村地区规划的科学编制、准确传导和有效实施,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

多源数据支撑下的乡村发展活力识别及其活化路径——以广州市从化区221个乡村为例

以广州市远郊从化区的221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地理空间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乡村发展活力指数、乡村活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分别测算2020年从化区各乡村的发展活力和多维活化价值,采用等级赋值及组合矩阵方法划分乡村活化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活化路径。研究发现:1)发展活力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的乡村占62.89%,乡村发展较滞后,空间上呈“十”字形分布格局,高及较高水平的乡村紧邻所在镇(街)的中心,低水平的乡村多分布在从化区西部和北部。2)乡村多维活化价值分异显著,资源活化价值水平总体偏低,生产和生活活化价值处于中等水平,生态活化价值处于优良水平,综合活化价值以中等级及以上为主,活化潜力较大,呈“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3)乡村活化类型以优先活化型为主(42.99%),活化策略为加强乡村产业融合及实施规划设计;其次是生态引领型(28.96%),活化方向是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生态乡旅;强化提升型乡村占比最低(28.05%),活化重点是激活乡村物业出租经济、促进农用地流转及完善生活保障。

城乡等值化理念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举措,主要以城乡要素的畅通流动来促进乡村振兴。文章基于城乡等值化理念和乡村振兴的3个等值化困境,提出需通过国土空间整治的跨镇村资源整合、全要素价值流通、多主体资金整合,以城乡多维度等值化重构,实现乡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的资源等值化、资产等值化、资本等值化。同时,选取全国首个县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广州市从化区为实证案例,系统剖析了其以城乡等值化策略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包括通过差异化整治实现空间重配、通过正向激励政策促进价值重构、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促进资本重组,以期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模式研究——基于广州的实践

基于广州都市农业的4个实践案例(花城农园、一方乐田、都市锦田和艾米稻香小镇)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新内涵和基本模式。研究发现:1)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背景下都市农业具有新技术、新机制、新功能和新形态“四新”内涵。2)广州4个都市农业案例由城市中心到外围的区位布局依次归纳为立体农业(新形态)、休闲农业(新功能)、田园综合体(新技术)以及共享农业(新机制) 4种基本模式,不同模式的创新做法、空间形态和实施效果各有差异。3)广州都市农业发展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强化农业资源转化和多重功能价值;发展多元途径、创新融合多种发展形态并以模式创新为抓手;科技与人工智能共同赋能于都市农业发展;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政-企-校”智库联合机制;制度保障助力都市农业项目落地。

基于比较分析下广州与开平近代乡村侨居保护利用模式的思考

自“开平碉楼与村落”于2007年成为广东省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以来,吸引了不少学者研究开平碉楼建筑文化精髓,并为开平碉楼的保护利用出谋划策,形成了较为全面、完善的保护体系,并进行了许多开发利用的尝试与探索。保护与利用工作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随着各地侨乡文化研究工作的展开,也面临着侨居如何保护与利用的问题,研究开平碉楼的保护利用方式对于其他侨乡民居保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意识到不同侨乡文化存在着地域层级差异,保护开发模式应当具有针对性,因此文章将广州与开平乡村侨居进行对比分析,借鉴开平乡村侨居保护模式,结合广州乡村侨居现状,对广州乡村侨居保护与利用方式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道路规划智能化研究——以广州市花都区港头村为例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村庄规划受到越来越多重视,其核心内容之一是道路规划。以村庄作为规划单元,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模糊层次分析法量化影响村庄道路规划的自然、社会、人口等因素及其权重,采用加权叠加分析形成多要素叠加的村庄全域综合成本栅格,构建一个流程化的村庄道路规划GIS工具,采用最小成本路径算法自动生成综合成本最小的村庄道路网。并以广州市花都区的港头村为例,验证方法、技术流程和GIS工具的可行性,高效生成了村庄全域综合成本栅格。根据居住区、耕地、历史古迹、公共设施和对外道路出入口等要素,自动提取村庄规划道路的共5类7个起点16个终点,自动生成多起点到多终点的4级村庄道路,包括主干道路4条、次干道路2条、生产型支路9条、生活型支路13条和环村路1条。验证结果表明,文章提出的村庄道路规划方法能生成符合要求的多类型多等级村庄道路,不仅建设成本最小,且具有较好的连通性和实用性,以期提升村庄道路规划智能化水平以助力乡村振兴。

广州市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特点、瓶颈与发展对策

【目的】在农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坚期的背景下,对都市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所体现的特点进行梳理,为解决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实质性困难找到着力点。【方法】采用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及抽样调研农户等数据,总结广州市农村家庭经营收入近年发展特征和趋势;进一步分析家庭农场调查数据,揭示当前都市化地区农村家庭经营面临的瓶颈。【结果】2000—2020年广州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由40%增长到73%,经营性收入占比从50%下降到11%;虽然广州市农村居民整体上对经营性收入依赖度下降,但经营净收入对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户增收起到相对重要的作用。广州农村家庭经营农场从“小、多、全、散”向“成规模的单一而专业”转型过渡,逐步呈现三产融合发展态势,但采用农业设施或先进机械的农场比例较低,绿色发展意识不强。【结论】当前广州农民家庭农场家庭经营规模适应了都市农业的高成本与高风险,但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缺乏内生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有待提升,长远发展仍然面临资金不足、社会化服务落后、销售渠道不通和村庄基础条件不完善的问题。因此,须激发经营性收入增长内生动力,出台人才、金融与技能服务、产业集群和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协同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

农村住宅门窗“收头”的同质化现象研究——以广州为例

外观要素的规模化雷同是农村住宅同质化的重要特征,但目前缺少从这种具体建造的微观角度的解读;此外脱离地域传统常被笼统地视作广义上农村住宅面貌同化的成因,然而当控制地域传统的因素后,地区内部的农村住宅在外观要素上的同质化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以广东省广州地区为例,归纳不同时期农村住宅的门窗收头及其多样性的建构关系,并结合调查统计、问卷访谈等方法从门窗收头的方式、样式两个层面剖析其同质化的现象及主要影响因素,尝试从建造层面来探讨地区内部的农村住宅同质化现象。

快速城市化下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及机制——以广州中新镇为例

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布局、土地利用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明晰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与机制,有助于把握未来农村地区现代化转型的发展方向。以广州中新镇为例,利用第二次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历年社会经济统计、实地调研等多种数据源,运用GIS空间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方法分析镇域2009-2018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和基本机制。研究指出:(1)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在十年间不断扩张,呈现“人增地增”演变趋势,且向中南部转移、向镇区及其周边地区集聚的趋势明显;(2)镇域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呈现细小化、破碎化增加的演变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程度上升且地域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南密北疏”和“两核多团”的分布格局;(3)镇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受自然环境资源、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区位条件、政府用地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其中,自然环境资源奠定了农村居民点基本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提升的直接驱动力、综合区位条件的外部扩展力、政府用地政策的严格管控力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

嵌套结构的生产:城乡融合新机制——以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为例

采用ASID模型比较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2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发现,空间生产是在高尺度话语的动员下,行动者以各种策略性行动形成新的制度,以便突破现有社会空间结构约束并巩固该成果的过程;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空间生产阶段决定行动者的目的,进而影响其所属类型和空间生产策略选择。行动者类型的实质是实现其目的的策略工具,嵌套结构可视为高政治责任感官员避责偏好的结果。对城乡融合过程中嵌套结构的研究,一方面深化了中国行政区划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城际合作,以便发挥如嵌套结构等柔性空间区划调整手段的灵活性,促进核心城市政府管理的跨界延伸,实现城市资本的再领域化。同时要积极行使行政区划调整等刚性手段,锁定嵌套结构的制度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