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被撤并乡镇驻地集镇打造城乡融合节点思路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被撤并乡镇原政府驻地集镇作为“由镇变村”逆向城镇化发展的特殊类型,分布量大面广,是城乡融合、差异互动的重要节点。通过对浙江省不同地区50个被撤并乡镇原政府驻地集镇发展情况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其面临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两不靠”的尴尬困境,未能发挥在特色产业、居住功能、文化价值、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应有价值,发展严重滞后。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战略背景下,发挥好老集镇城乡融合节点作用,加快推动转型发展,对于消除新型城镇化发展盲区、优化城乡发展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防范农村相对贫困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论文基于2013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及2013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农村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显著降低了农村相对贫困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群体和受大病冲击群体中更加显著,但慢性病患者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减贫防贫效应随着脆弱性标准提高呈现下降趋势。机制检验表明,医疗费用支出、健康、劳动参与和家庭资产积累是重要的作用渠道。在此基础上,论文从动态认定相对贫困人口、促进低收入家庭应保尽保、提高农村医保实际保障水平和开展减贫绩效评估等方面提出推进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城乡融合的功能、空间及治理研究

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社会稳定的风向标,乡村地区作为我国应对风险挑战的压舱石,均对我国社会平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既推动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也凸显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城乡功能不协调、空间布局待优化以及协同治理不完善等问题。进入新时代,上述发展模式固化衍生的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及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困境,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短板,然而重塑城乡空间关系的前提是二者要对等。因此应在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基础之上,通过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和空间善治促进和推动城乡互动与交流,彰显城乡空间各自价值,促进功能互补,构建城乡双向赋能的空间结构,对于民族地区实践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夯实共同富裕发展基础,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价值。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现实制约与实现路径

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与应用,乡村数字经济的新业态不断涌现,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乡村振兴建设应将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生产、大众生活及政务治理等多领域进行深度融合,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实现乡村绿色跨越式发展、均衡共享式发展、开放包容式发展。针对数字经济在赋能乡村振兴中遇到的如数字经济在农村环境下认同感缺失、数字化治理机制不健全及基层治理制度脱节等问题,提出采取依托数字化工作平台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建设现代化农村数字化治理体系、强化制度建设、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等七项举措,以更好地让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赋能,稳步推进数字信息技术与乡村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与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需要多主体、跨区域的协同治理。基于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基础与过程展开研究后发现,现阶段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分级领导协商、社会力量动员、信息融合共享、快速响应协作与成本责任共担方面做好机制构建。未来,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范式创新要迈向“统合型包容”,但统合型包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过程,仍要立足于长三角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全过程与共同富裕发展新需要,从主体统合、任务统合、资源统合与技术统合等四个层面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

绿色融合式治理:城乡结合部社区生态治理的空间转向与生成机制

城乡结合部社区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其“亦城亦乡”的混合形态为城乡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治理与生态治理的有机融合,进而推动我国新型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本研究以成都市公园社区示范点为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理论为视角,以“空间断裂—空间修复—空间适配”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切割”引发了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新陈代谢断裂”;通过空间修复与空间营造,城乡结合部社区实现了从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分类而治转向空间适配的绿色融合式治理。“绿色融合式治理”是一种以“绿色”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社区治理创新机制,包含“多元主体联动”“空间尺度再造”与“空间资源融合”的内在机理,不仅拓展和丰富了社区治理的理论维度,更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绿色融合式治理”不仅是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也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推进全球生态正义的实现。

民族地区走向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互补、空间重构及协同治理研究

民族地区乡村的功能定位及结构模式决定乡村现代化的底色和成败.城乡融合发展应深刻认识民族地区乡村的功能性实质,切实吸取在效能性推进模式下乡村受到冲击和损害的教训,充分肯定城乡融合发展对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功能互补的意义,积极把握城乡平等融合且一体化发展的空间重构走向.直面快速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乡功能失调、空间布局失重及协同治理失灵等问题.在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的基础上,通过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与空间善治,重塑民族地区城乡双向赋能的城乡空间关系,凸显各自价值,促进功能互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结构.

问题与消融: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城乡关系的重要战略举措。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及其引发的社会革命要求基层党组织主动开展自我革命。两者之间的辩证运动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辩证审视城乡融合发展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冲击,机遇与挑战并存。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抢抓机遇、迎接挑战。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做好制度设计,以党组织自身建设为牵引,自觉运用系统思维,统筹谋划党的建设、城乡融合、基层治理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坚持守正创新,通过系统性自我建设强化对城乡融合发展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多元引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已然形成“一核多元与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结构、“党建+治理+发展”的城乡融合互促共进模式,其独特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层社会基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和难点所在,而“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必须回溯到城乡关系的时空对话之中找寻答案。梳理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流变,剖析城乡失衡背后的乡村现代化困境,对于探索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特色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坚持以系统思维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凝聚乡村振兴的制度合力;坚持以辩证思维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坚持以创新思维推进治理体系升级,增强乡村振兴的组织活力。

多维视角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以安徽省F市为例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理念、空间、主体、机制、制度、能力、方式等要素构建多维分析框架,以安徽省F市为例,采取问卷调查等方法深入研究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发现,当前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存在理念认识不够、市域空间布局不协调、治理主体单一、机制尚未完善、制度仍需健全、治理能力不足和方式有待改进等问题。新时代有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强化现代化治理理念、加强市域空间科学规划、完善多元协同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教育培训以提升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优化社会治理方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考

2021年初和2022年3月疫情在乡村地区多点暴发,其传播路径、传播链条、传播关系和传播时间方面都呈现新特征。从此次疫情在城乡之间的隐匿性传播到被有效阻断,既反映出我国乡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脆弱性及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又体现出公共健康紧急情况下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规律和互动关系,为我国乡村治理和城乡融合提供了新思路。文章提出乡村治理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两种策略,一种是突发事件下城乡资源调度圈的构建;另一种是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为引擎,以空间治理为载体,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建引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更是保障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客观要求。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分析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基于党建核心引领、共同富裕目标、数字技术赋能、城乡互惠共生、变革创新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机理,城乡融合发展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然而,依然存在党建核心引领作用有待增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合力尚未形成、数字赋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有限、城乡居民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不甚健全等现实问题。为此,应当持续增强党建核心引领城乡融合发展能力、着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治理新格局、全面推动数字赋能城乡融合的数字化治理、不断完善城乡居民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系统性推进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Post-2020

Poverty reduction is an eternal theme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of countries.After 2020,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endeavors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and shift towards:(i)elevating poverty standards,(ii)placing equal emphasis on rural and urban poverty,(iii)preventing people in the deeply poor regions from slipping back to poverty,(iv)combining external assistance with endogenous development,and(v)enhancing social protection and targeted fiscal support for aiding the poor.Following the new trends of poverty reduction,policymakers should update their strategic approach,adopt new poverty reduction standards,target at a broader group of poor groups,promote pro-poor development,and improve poverty governance.Last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reducing poverty in China post-2020:(i)maintaining policy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ii)creating regular poverty relief mechanisms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iii)improving the targeted identifica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target groups for poverty reduction;and(iv)reducing poverty through soci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空间整合与乡村振兴:新时代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实践逻辑

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政策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自实施以来就备受争议。通过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对话和对农民集中居住实践经验的再反思,本文提出基于空间整合的三维分析框架,即通过治理性发展、社区性整合和生活性重建的协调发展,实现乡村空间再生产,在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为解决当前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治理困境提供了综合性思路,也为推动新时代农民集中居住,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

都市腹地乡村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关系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首冲之地。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传统的多重影响,都市腹地乡村一般呈现为城乡边界模糊的混合型空间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腹地乡村空间形态的转型,并且产生了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形态,实现乡村景观化转型、以城乡治理性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基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治理性融合是紧密型城乡关系下城市主导、以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振兴策略,在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与控制下实现了都市腹地乡村的景观化转型,并带来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

大数据赋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理论问题和实现路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从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总结提炼的社会建设方针。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讨论大数据赋能社会治理的逻辑,通过多元共建大数据平台,实现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社会主体的数据信息整合,识别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意愿。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统筹、企业参与、居民自治的多元共治机制,明确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量化评估体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共享机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已形成清晰的战略规划,大数据赋能的实现路径已初见成效,但企业与居民等多元社会主体仍需在党和政府的统筹领导下协同发力,共同建设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平安中国。

城乡数字势差与逆差序智治——基于“技术—社会”整合性框架的分析

城乡是国家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其治理优化关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城乡关系的演变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城乡数字势差是二元社会结构与数字挤兑、数字鸿沟相结合的逻辑产物。由数字挤兑与数字鸿沟构成的“技术基础—资本动能—人才应用—生产扩散—权利核心”城乡数字势差动力演进过程,进一步固化和扩散了圈层分割结构,无益于推进城乡数字融合共富。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场景,需要结合技术赋能与共同富裕赋值双重蕴意,从“政策—资金—人才—产业—权利”层面提出逆差序智治的方法论,旨在拆解技术“黑箱化”过程和破解“技术—城乡”交互的“逆向突点”,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共富与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