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建设用地市场的供应以政府为主,农村土地难以直接进入用地市场,因而农村集体可获得的土地收益较为有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制度,需要立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的法律规定、国家政策安排以及实际出让情况。当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面临出让主体制度不完善、增量范围不清晰、出让收益分配制度不明确、处分权能不健全、统一交易市场未形成等方面的制约。为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应当从完善出让主体制度、增量机制、出让收益分配制度,以及保障处分权能、构建统一用地市场等方面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制度加以完善,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助力乡村振兴。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城乡收入差距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深入研究两者的关联十分重要。基于2010-201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借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合成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通过非农产业发展和农民返乡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对于东西部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和弱财政能力的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加明显。另外,研究还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更多起着“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作用,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主要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县域的城乡收入不平等。

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和法律支持问题研究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部署。入市改革是促进农民经营增效、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财产权的必要举措。入市改革牵涉多方利益,因此,要将入市工作置于中国农地改革、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背景下,在现有政策和法律框架内,将土地管制、土地发展权、农民土地增值权益等立法理念,贯穿在入市改革配套制度的建构中。本文结合全国入市试点地区的工作实践,研究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支持体系。聚焦农地入市的法律障碍,提出了相关修法和政策建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

在当前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相关探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点与热点。为更清晰认识该领域现有研究情况,本文基于中国知网1995—2020年相关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采用高频关键词及共线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研究的知识图谱。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共现网络可视化中的关键词收益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等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紧密围绕中国土地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序展开;未来研究可尝试在配套法律制度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评估体系构建等方面有所突破。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的法律分析

国家首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实践显示,各地对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依据、形式、标准等进行了差异化探索。从实践考察上看,入市后的收益分配管理主要存在使用权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确、政府部门直接参与收益分配缺少法律依据、相关法律监督机制缺乏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产权主体虚置、权利性质不明、税收制度缺位。据此,应在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区别划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确认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为用益物权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分阶段参与、集体和农民内部协商的收益分配制度,并严格规范农村集体用地入市后的税收管理,以完善现有制度。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程序的规则设计

乡村振兴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部署,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促进农村土地资源流动、发挥乡村资源要素活力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文章在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的现行法律规定以及改革试点的出让规定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梳理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程序的几种现有模式,并详细分析了现有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规范进路及配套的规则设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政策演进与学术论争

学术界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总体持支持态度,但同时强调要妥善解决入市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部分省市已开展此方面的实践,但其中隐含土地范畴扩大化、农民收益难保障、不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等诸多风险。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内涵、范畴及权能;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设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形、无形市场;完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明确收益使用范围;保障农民决策权和知情权;明晰政府规划、管理、监督、服务等职能。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四次修订了《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历了从禁止入市、试点入市到全面入市的转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互影响的结果,政策目标导向是“还权于民”“让利于民”。但目前仍然存在产权制度不完整、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和改革协同性不够等制度障碍。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改革目标,仍需正确处理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公益性”与“经营性”关系的基础上,破解制度障碍、拓展改革空间。由此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四点建议:(1)基于乡村振兴导向的目标兼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服从国土空间规划;(2)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服从强化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的管控;(3)基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拓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模;(4)基于构建利益主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的分配方法。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范围探讨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关系到城乡一体化资源配置与利益共享格局的构建,是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突破点。作为未来可设计为部分取代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一种新型用益物权,采用概括法与列举排除法,构建起以用途规划及管制为核心、以经营性为衡量指标,与农村宅基地、公共公益用地相行并列的流转范围体系极其重要。现实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事实混同严重,应以落实宅基地与公益用地确地、确权为保障,在遵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实现有效入市与降低风险的双重目标。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重构研究——兼与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对比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构建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格局是联动改革的主要抓手。基于H省W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实践,仿真模拟农户个体选择行为分化及与政府间的博弈,在评价W市土地利用效益的基础上,重构"入市"收益分配格局,探索两项改革的联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民在策略选择中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特征。农民参与入市改革的意愿较强,对土地征收则表现消极,两者收益分配存在差距导致农民选择分化。(2) W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结果显示,土地利用社会和生态效益有待提高,国家、集体和农民共享社会和生态效益,理应共同承担支付成本。(3)以W市城镇规划区内商业用途入市地块为例,调整"入市"改革中国家、集体和个人收益分配比例,政府提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比例增至31%～37%之间,则"入市"和"征地"收益比控制在[1. 42∶1,1. 58∶1]区间内,能够实现大体平衡。研究得出结论:树立改革底线思维,建立"入市"和"征收"改革中的信任机制和"反哺"机制,可推动两项改革联动运行。

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有同一性质的用益物权,应当通过对《物权法》第135条的修改将其纳入物权法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中。要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的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就要从规划和用途管制的源头入手,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程序;禁止政府对规划为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集体土地的征收;将集体建设用地交易纳入与国有建设用地统一的交易平台,在同一个有形市场上、按照同一交易规则进行交易。同时处理好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利益分享。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权益及其价值研究

研究目的:阐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含义,明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权益及价值类型。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权益因取得方式不同而存在差异,需进一步细分。研究结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需建立在土地使用权性质相对应的基础上;现行不区分土地使用权性质,笼统评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价格的做法,很容易产生歧义和混乱。

从农民角度解读农村土地权属制度变革——农村土地权属及流转调研报告

根据对四川、重庆等地调研,留守农民并不关心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革,而更关注在保持和完善土地承包制前提下的土地增收。农民对农业用地的资产化和规模化流转持欢迎态度。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当中,征地标准过低威胁农民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导致青睐在宅基地置换基础上的农民集体产权房,但是违规的"小产权房"并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农民融资难题依旧未得到解决。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完善相关立法为当务之急。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外部性与社会效益研究——基于山西省泽州县的实证分析

以泽州县为例,采用价值转化法、实地调查法测算其流转的外部性与社会净收益。研究结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用地类型中,工业用地的净外部性为负值,其流转产生的社会净效益低于经济效益,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及空置用地的净外部性为正值,社会净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研究结论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但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与流转后用地类型和开发行为有较强的相关性,可通过做好村级土地利用规划、加强监督执法、完善流转机制提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社会净效益。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对策探讨——以江西省赣县为例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在江西赣县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现阶段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试点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面临着流转对象难以界定,流转潜力并不大;现实情况复杂,新老矛盾交织;流转涉及主体多,利益诉求多样;试点风险高,流转的决策机制难以形成等现实问题。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应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现实问题的对策有:同步严格土地征收的适用范围,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提供空间;以'多规合一'为契机,明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对象;在公平的基础上兼顾效率,制定科学的流转利益分配机制;同步制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再次流转制度,为实现与国有土地同权创造条件;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构建公平透明的流转决策机制。

论我国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必然性

我国农民集体所有制的产生有其经济、政治方面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必然性。农民集体所有制要顺应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潮流做出一系列重大变革"。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动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要求,应消除"过渡论"和"激变论"带来的消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制是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理想的必然要求。农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目标及"以农补工"政策,必然要求经由合作化建立起农民集体所有制。在新时期,农地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旨在创新集体土地制度,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旨在实现集体成员的收益分配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革旨在确立起集体资产运营管理主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只有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并牢牢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大趋势,才能充分激发出农民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

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土地资源行政配置、农村土地非市场化流转使耕地大量流失、农民利益遭遇非公平掠夺、城市规模无度扩张、土地生产力和利用率低、农业规模经营难以发展的根源,也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发展落后、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源。创新土地管理制度,转变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培育并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合理分配农地流转收益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新时期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践探讨——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

随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进入实施阶段,在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成为改革的关键和突破口。在梳理典型国家或地区土地制度变革经验的同时,基于公平与效率角度总结提炼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主要模式,并从制度、法律、管理三方面剖析当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主要障碍,提出设置土地发展权、调节税收收益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通过引入电商理念,搭建新型土地交易平台,稳步推进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资本下乡、经营土地与农政变迁——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

基于对成都市郫都区的长期田野观察,构建了“资本下乡-经营土地-农政变迁”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两个村庄的资本下乡过程和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资本下乡对两村进行了不同的塑造,但导致的农政变迁结果殊途同归。为建立乡村振兴模板,战旗村在地方政府大力扶持下,通过各类规划和国有企业投资,打造乡村振兴博览园核心示范区;白云村的发展则主要是市场引导的“消费性建成空间”塑造,投资企业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打造田园综合体,将乡村空间符号化和商品化,供追求文化符号产品的城市中产消费。虽然两村资本下乡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但其农政变迁具有一致性:以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化和资本化为核心,农业逐渐现代化和产业化,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农民减少,职业农民和“新农人”增加,乡村地域更深地嵌入城市资本循环。研究表明,农政变迁的一致性源于两地的正式、非正式制度的稳定性和相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的治理方式仍可塑造相似的农村社会经济实践。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阻碍与破解

2020年1月起,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经过地方政府征收而直接入市,但现实中允许入市和入市改革实践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从改革的主客体角度研究发现:(1)土地的规模、质量、用途及其区位决定了土地入市潜力, (2)农户自身对于法律权益实现、入市风险以及利益满足的考量会影响农户入市意愿, (3)地方政府考虑到征地与入市的平衡、产业用地的效益、收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可能会产生消极行动。土地入市潜力、农户入市意愿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均会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推进造成限制。建议从创新入市模式、完善入市规则、转变政府角色三方面,推动入市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