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视阈下的生态文明法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关系在新高度上的辩证统一关系,让人类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生态文明”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写进了宪法,标志着“生态法治”成为我国法治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生态法治”已经成为我国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升级进步。它把此前“保护环境”的制度规范上升到“法理价值”的哲学层面,从而将对我国整个法律体系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从法理学的角度阐释“生态法治”,可以丰富我国法学理论的内容,还能为“生态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基本逻辑、运行样态与法治进路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特色制度创新,不仅是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实践范例。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逻辑论证和运行观察,发现:作为生态环境源头预防的基本性制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根植于空间转向理论,蕴含着深厚的空间治理逻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实现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法治化是其制度发展的应然理路;法制供给滞后、法律内容残缺、配套机制缺失是掣肘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战略实施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因。因此,提出要在明确立法策略的基础之上,按照内外在机理构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法治体系。

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在实践中,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主体法治意识不足和监督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我国应该通过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治立法、强化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力度、增强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相关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完善农村生态文明法律监督体系等措施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破解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但是也存在几个突出问题:深层次的体制障碍有待改革、法治体系的全面建构有待进一步完善、制度的系统完整性还不够严密、环境管理的人治痕迹仍然比较明显等。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性、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的有限性、“三期叠加”阶段的复杂性、国际环境治理的逼迫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抓住始终保持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主动性、大力推进完善的生态法治体系、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等基本维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是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生态环境保护在整体上处于优先经济发展的地位,而是为了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所存在的短板。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逻辑主线,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中,它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各个部分融贯成一个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不仅从各个方面全面论述和揭示了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刻道理,而且为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完备的方法论指导和保障,引领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快更好地开展。

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指引、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乡村生态振兴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乡村生态治理体系尚不健全、乡村生态法治保障不够充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等。因此,需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三个方面探寻我国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第一,践行生态民生观,推进生态多元共治;第二,践行生态法治观,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第三,践行生态文明观,构建生态文化体系。

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乡村全面依法治理是时代必然。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亦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有之义。我国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但这需要法治的保障。当前在乡村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生态立法不够完备,执法权责模糊,司法能动不足,监督体系不严等问题。因此,未来需要通过强化法治自觉,落实法治行动,深化法治担当,提升法治理念,来完善乡村生态振兴立法体系,严格乡村生态振兴执法规范,发挥乡村生态振兴司法能动性为乡村生态振兴注入新动能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进路

农村环境治理有助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但现阶段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存在法治体系不健全,职责不清、执法能力亟待加强,领导、群众环境法律意识较差,环境侵权司法救济通道不通畅等问题。通过研究提出完善农村环境法律体系,提高广大村民的环境法律素养,让群众依法参与环境保护,强化司法与执法,为乡村振兴提供环境法治保障。

新修订《畜牧法》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对优质、安全畜牧产品持续增长需求的关键手段。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运用法治力量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有效途径。该文在对新修订《畜牧法》制度创新与亮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动物疫病、养殖环保、资源短缺、贸易保护主义4个方面对阻碍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快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4条政策路径,包括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与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助力畜牧业绿色发展、完善畜产品市场持续稳定供给保障政策、提升双循环格局下畜产品国际竞争力。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困境与出路

生态与法治的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最显著的特征,但受工业文明时期经济理性思维的影响,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化的要求尚存差距,立法体系性和协调性相对阙如、执法制度体系和资源配置杂乱、司法专业水平和保护力度不够、守法社会援助和激励机制欠缺,严重影响了生态文明法治化建设的进程。立足于国情现实,应继续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法治化道路,始终坚持生态文明立法先行,以良法为目标构建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同时在法治政府架构下严格生态文明执法,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创新生态文明司法,并以正向激励为中心推动生态文明守法,让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生态法治的价值定位与实践路径

随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生态法治建设也将承担新的任务。与此同时,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坚持党领导生态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利益、推崇制度之治等方面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法治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念遵循。我国生态法治建设将在统筹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环境治理体系法治逻辑、以法治实践贯彻党的执政主题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可从巩固生态法治理论根基、实现党的领导与生态法治整体协同、在法治轨道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方面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生态法治的实践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伦理变迁的视角

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时空情境中,乡村伦理的解体与都市伦理的建构并不同步,同时空情境中都市伦理精神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相对乡村生活的低流动与强互动,都市生活呈现强流动与低互动特征,这决定了都市伦理的建构需要法治先行,在法治立基的前提下,推进市民道德建设。都市伦理建构中的德治与法治互动,渗透在治理过程中。基层治理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就是普法和道德教化的过程。我们需要关注城乡伦理状况的变化与衔接,妥善处理都市伦理建构过程中的“德”“法”关系,推动基层治理时空情境中公民伦理精神的可能跃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松花江流域法治路径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构建松花江流域环境法治体系的行动指南。松花江流域法治实践应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宗旨,深化流域一体化建设,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对“生态美、法保障”的回应中打造流域治理样板。

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探析

构建乡村生态文化,既是全方位推动农业复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选择。在阐述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意义的基础上,结合乡村生态法治建设发展现状,探讨了促进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的对策。

Roadma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2012 emphasizes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s China＇s overall governance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expanded the ＂four in one＂ to ＂five in one＂; i.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added to the other major task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conomic constructio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us setting out the roadmap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n environmental system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The aim of this construction is to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that corresponds to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s main task is to integrate environmental rationality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by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legal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s.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构建西藏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工作,注重空间资源的生态价值和保护修复。“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这是从战略目标层面提出的新要求,是完善空间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调节器,其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下,新时代西藏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必须坚持新理念和新原则,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规划国土空间布局,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推动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论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宜居的环境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而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将乡村振兴政策纳入法治轨道,需要采用规范分析法阐述生态宜居。从法学角度来说,生态宜居是指在农村居住的人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居住,并享受利用优美环境的权利。在环境法治实施中,生态宜居应当被归为生态利益,纳入法律关系客体的范畴;应当以环境人格权为理论基础,在环境人格法律化过程中明确其主体、内容;通过扩大民法基本原则内涵、具体民事制度的“生态化”等方法来实现。

论“双碳”目标下“两山”理论的内涵发展及其对生态文明法治的路径指引

“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基于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地方工作实践、着眼世界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大势、遵循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规律提出的科学理论。回顾“两山”理论的孕育与发展过程并解读其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对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一步丰富了“两山”理论的核心内涵,特别凸显出“既要绿色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和谐价值理念。融入“双碳”目标的“两山”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立法、生态文明司法、生态文明行政执法、生态文明守法以及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实践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承受着较大的压力,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往往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资源的浪费,并进而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述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及司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贡献,能有效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及完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我国野生动物违法案件频发的治理困境及法治对策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力度不断加强,但野生动物违法案件并未显著减少,且呈现出新的违法犯罪形式、犯罪主体基层化、犯罪动机多样化等特点,在强化依法治国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背景下有必要探寻其原因并积极寻求相应法治化改善对策。针对中国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存在个别条文内容科学性和完整性有待强化、监督机制有待加强、协同监管机制有待构建等不足的现状,可考虑采取健全和丰富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法规、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社会共治、优化构建协同监管机制等具体措施予以积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