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乡村振兴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乡村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乡村发展的基石,其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因此,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基层组织的能力和水平,成为当前乡村振兴的迫切需求。该文介绍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提出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

社会信用视域下积分制赋能乡村治理研究——以H省L县“信用+积分”制为例

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在积极推进乡村治理创新的背景下,积分制模式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H省L县“信用+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具体实践表明,社会信用建设与积分制治理模式相融合,通过双向互动促进治理主体意识激活、奖惩激励约束引导村民行为塑造、多元协同与治理能力重塑等作用机制赋能乡村治理。但其运行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因此,需要从建立保障机制、完善积分考评、加强数字应用等方面持续优化。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模式的发展趋势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三农工作发生了历史性转移,农村农业现代化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下迎来了曙光,“三农”问题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以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为背景,结合当前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及“三治”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分析乡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未来乡村社会治理从乡村软文化、科技支撑与数字治理等维度,在乡村基层社会“党委+”的自治体系基础上,明确多元主体紧密共同体所追求的目标体系,建构多元主体的意义体系及治理运行规则体系,创新因地适宜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可操作化与本土化,达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层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研究——基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治理的视角

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访谈法和数理统计法,以闽西基层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治理及基层社会体育组织的内涵,指出基层社会体育组织有利于构建沟通的桥梁和合作的渠道、整合社会资本和社区资源、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决策效率、激发居民参与和公共价值重塑,因而其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具有优势,能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活动的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次数、影响因素及活动效果考核方面分析了当前基层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状,进而从强化法律保障,完善管理制度建设;重视组织能力建设,提升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参与环境,调动组织参与服务的积极性;创新参与机制,提升组织的服务效能;加大培育力度,促进组织良性发展五个方面提出创新举措。旨在充分发挥基层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作用,提高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水平和效率。

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建设畅通高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也就是打造现代国家的基石。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历经了数次改革与重建。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持续下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紧锣密鼓,但并未与传统乡绅的作用相得益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国家权力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的全方位渗透,解决了权力内卷化问题,但农民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弥补了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真空地带,但村民自治制度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央倡导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

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持续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加之日益加剧的人口稀疏化、老年化,乡村大有衰落之势。在社会治理领域,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各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复杂多样,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年多来,围绕社会治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大政方针,为乡村有效治理指明了方向。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基本要求,在“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的总框架下,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结合的乡村社区治理体系,落实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横向上要建立健全权责清晰、体制顺畅、多元互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纵向上要建立健全指挥有方、服务到位、上下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基于集中居住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以湖北京山马岭积分制管理为对象

针对集中居住的特点,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罗店镇马岭村实行村民积分制管理。积分制的加分项包括美德实践类、积极进取类、环境友好类、团结和谐类、平安建设类等五大类34小项,扣分项为乱扔垃圾、与邻居争吵等七方面,并采取建立每户积分卡和积分台账、制定兑换办法、奖励表彰先进等措施。积分制的实施加强了村民团结互助,培育了村民规范意识,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营造了进取、关爱、奉献、美丽、平安的村居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新风尚,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乡村治理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治”的具体体现。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及其现代治理启示

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自主运行着社会自治体系,这是一种传承民族文化和延续社会机理的运行体系。这个自治体系具有可分析的治理结构性因素:(一)传统基层社会组织因素;(二)民族习惯法或乡规民约;(三)家族族长、村落长老、宗教领袖等基层社会权威人士;(四)多元文化因素;(五)宗教信仰。其对现代民族地方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