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调研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程度研究

基于中国范围的乡村人居环境调研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现象。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化严重,93.5%的调研村庄有空心化现象,平均空心化率达到10.2%。2省域农村宅基地空心化差异明显,其中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普遍较高;3多种因素导致农村宅基地空心化,认为是"外出务工"、"户口迁移"、"房屋年久失修"及"一户多宅"的受访者分别占39.94%,19.51%,25.73%和14.82%。4中国农村空心化宅基地再利用潜力巨大,但再利用难度大,需要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乡村空间重构的角度进行空心村整治。

天津市农户宅基地换房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3个区县521户的调查数据

研究目的:从内在心理特征角度分析农户对宅基地换房的行为意愿,把握农户对宅基地换房的认同程度与合作态度。研究方法: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探讨农户宅基地换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户主的文化程度、改善子女就学条件、亲戚朋友支持、已换房者认可等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技能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两个变量有弱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家庭收入状况、换房后顾虑重新就业、消费支出增加、生活习惯改变等变量有显著负向影响;获得城镇户口、村干部赞同以及政策不能兑现三个变量有弱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农户宅基地换房意愿是影响宅基地换房模式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购房、城市福利与农民工落户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购房和城市福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在极少数福利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外,购买了住房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比未购房的农民工更弱。更高的城市福利水平对农民工落户意愿有促进作用,而在城市购房又对这种促进作用有放大效应。分样本考察发现,农民工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和雇主,在城市购房后更不愿意落户。这说明,更有能力落户的农民工反而更不愿意在城市落户,愿意落户的往往是没有城市住房且落户能力较弱的打工者。进一步通过对比购房对农民工和外来市民落户意愿的影响,以及购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和留居意愿的影响差异后发现,落户城市并非农民工群体的奋斗目标,而在城市购房的同时保有农村户口并在福利水平较高的城市长期留居则是其理想生活状态。鉴于此,未来“十四五”规划期间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应对落户促进对象做适当调整,由有能力者优先落户转变为有需要者优先落户,在继续提高各类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时,将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由户籍市民化调整为常住市民化。

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农民与市民的制度分野

从统购统销、剪刀差和户籍制度三个方面考察分析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可以看出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关闭了粮食自由市场,割裂了农民与城乡市场的联系,农民失去了自由支配粮食的权利;"剪刀差"的实质是国家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夺,在身份上,公民被划分为农民与市民两种人;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被人为地降为二等公民。

提高进城农民购房能力的有效举措——农村宅基地退出与城市购房相挂钩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关键要解决进城农民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因此,创新体制和机制以帮助进城农民在城市拥有自住房,使其真正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面对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无力购买城市住房而其农村宅基地闲置浪费的现实背景,提出了进城农民宅基地退出与城市购房相挂钩的构想,以期引导进城农民积极有序地退出宅基地,提高农村宅基地的节约和集约利用率,同时解决进城农民的城市住房及房地产库存问题。在界定宅基地退出与城市购房相挂钩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具体思路,并剖析了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和障碍:第一,进城农民宅基地退出资产的保值增值与收益分配问题;第二,退出的宅基地与期望购买经济适用房所在城市的不一致问题;第三,购买经济适用房面临的支付能力不足问题。最后,针对性提出了通过出租、招拍挂、复垦等途径盘活退出的宅基地资产,实行保障房指标地域政策限制与经济适用房市场交易相结合,合理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住房供应模式创新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相结合等对策与建议。

城乡一体化中的制度投入研究

作为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载体,城市化与社会政策和制度密切相关,通过制度性投入,实现社会结构的创新与再造,尤其是改变城乡人口分布结构是中国城市化的中心议题。当前中国城市化的难点是由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制度性问题,只有在户籍改革的基础之上加强社会保障、住房等制度投入,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善治。

农户宅基地换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宝坻区为例

宅基地换房作为一种有效推进小城镇建设的示范模式,而农户作为宅基地换房的主体,其意愿对推进宅基地换房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影响。笔者以天津市宝坻区为例,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236个农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换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显示,农户职业、是否听说过宅基地换房、子女继承宅基地态度、农户拥有换房后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在养老中作用等5个变量对农户宅基地换房意愿有显著影响。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束与制度创新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缩小二元差距的牛鼻子,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社会制度改革的重心。重庆市推进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试点和示范。但是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巨复系统,制度之间相互约束;同时制度改革隐含巨大的改革成本。重庆市一方面要循序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在已有土地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等系列改革基础上,还应推出农村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承包地退休退出制度、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等关键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削弱和消除因制度原因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心理障碍。

住房公积金与城镇居民未来购房意愿——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居民未来购房意愿以及购房目的的影响。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采用Probit离散选择模型,结果显示:(1)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居民未来购房意愿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即促进城镇居民未来购房意愿;(2)该制度会促进城镇居民未来购房的投资行为;(3)该制度的影响效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效应在我国东部地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4)部分城镇雇员未能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制度,其覆盖情况和监管现状存在疏漏。政策启示:完善住房公积金的监管体制、制度设计,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制度,确保公平性和覆盖效率,把重点放在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居的目标上,促使城市住房回归新时代以人为本的居住属性。

关于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大手笔,意在破解我国的"伪城镇化"或"半城镇化"难题,也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重庆市政府为户籍制度改革做了充分准备,以十大机制保障转户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生产以及退出土地的优化配置。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重庆市政府和人民积极应对,并不断深化改革。

购房能提高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吗?——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证据

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关系着其幸福感水平,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流动人口整体而言,购房能够显著提高其幸福感水平,但对于乡-城流动人口来说,受更大的还贷压力以及流动性约束等负面效应的影响,购房并不能使其幸福感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因此,对于不同的流动人口群体,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助其实现"住有所居",从而提高其幸福感,当前实施的"租购并举""租购同权"政策正是这方面的体现。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水平并不会随着购房数量增加而得到显著提升,因此,政府需要拓宽投资渠道,防止资金过度地向房地产集中。

城镇居民农村住房使用权购买意愿实证分析

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县、靖州县城镇居民购买农村住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地问卷和网络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选择模型对被调查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外部条件三大类13个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结果显示,国家政策、个性化住房及购买者受教育程度等8项因素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建立相关法律体系和完善国家相关政策,加强对相关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的宣传,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使城镇居民的农村住房使用权购买朝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在空间上形成“此高彼低”互补的分布特征。在人口流入地区和以跨省流动为主的东南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低但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高;而在人口流出地和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区域,情况恰与此相反。③城镇购房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和城市住房市场因素的影响,但不同要素对两类城镇购房意愿的影响各异。受教育年限、管理技术人员、不完整家庭化流动、家庭生命周期和城市房价仅对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有显著影响;已在城镇购房和流动次数仅对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有促进作用;户口性质、制造加工业人员、流动范围、本地居留时间和城市规模则在两类意愿中起着相反方向的影响效应。

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利用的租值消散与农户行为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下辛堡村为例

随着城市扩张和城乡空间的急剧演变,农村宅基地的区位和功能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扩张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提升了宅基地的潜在价值。然而,集体土地制度对农村宅基地产权权能的限制,将使宅基地利用过程中部分土地租值被置入"公共领域",形成"非专有收入",进而在竞争下导致租值消散。论文基于产权管制和租值消散理论,分析宅基地功能和资源价值转变下,集体土地制度对宅基地的产权管制所造成的"公共领域"和"非专有收入",并以北京市城中村为例解释农户降低租值消散的宅基地利用行为。在此基础上,以消除资源价值的"公共领域"为原则,提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为城市化背景下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城镇购房衡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向特征与形成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置房产切合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民化的要求。研究购房定居或准备定居城镇群体的流向特征,有助更好地落实有效供给。随机问卷调查乡村务农人员、打工者,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其背后的家庭成员,采用回忆或电话问询方式填写农村购房转移个体和家庭基本状况,获得江苏、河南、陕西等24省区1327份有效信息,分析中国购房转移群体的流向特征与态势,用Spearman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究购房流向分异的成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购房转移人口少,2000年以来渐多,趋向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多购房转移到规模较大或等级较高的城市。省区内城市,尤其县级城市是购房转移主要地,镇吸纳能力整体较弱,原住地层次影响迁住地高度。东部地区省区内购房转移多元分化,中部地区在县级以上城市分散购房转移,西部地区购房转移到省区内地级以上城市占一半以上。需求互补性、中介机会、距离远近影响购房转移及其分异,获得期望的经济收入加以城市的吸引力,是人们在工作或打工地购置房产的深层原因;没有稳固工作地点,一般倾向家乡的县级城市、镇或者就近的高等级城市购房。购房转移和流向分异与教育程度、固定工作与否、是否购房地工作、现工作地时间、购房年龄等个人或家庭发展条件的因子显著相关,是宏观社会环境政策影响、中观城乡系统各种媒介作用与微观个体或家庭成员主观行为多向耦合综合驱动的结果。

论贵州城镇化进程中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以贵州贵安新区麻郎村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宅基地使用权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违规建房、一户多宅等所引起的问题层出不穷。以贵州贵安新区麻郎村为例,结合贵州整体的宅基地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建议,旨在尽可能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制度,以此保护农民的基本财产权益。

城镇化中农户移居与农民工转户意愿研究——以河北唐山为个案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对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为例,利用2010年农村住户普查数据和2011年城镇农村籍常住人口普查数据,对唐山市农村居民移居和农民工转户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受农民自身经济能力较低、农村乡土情结和各种经济利益牵绊、城镇户籍弱吸引力和经济弱吸纳力的多重影响,新的城乡反落差有所形成,致使当前农户移居意愿和农民工转户意愿不高。本文认为,现阶段我国应以提升进城农民社会福利的"常住人口城镇化"作为发展方向,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辅以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土地制度、惠农政策的改革跟进,鼓励并引导农民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落户,以常住人口城镇化融合户籍人口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城市户籍管制放松与外来人口购房行为相关性研究

该文运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考察了城市户籍管制放松对外来人口购房行为的影响。Prob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住个体因素和城市因素后,城市户籍管制的放松不仅显著提升了外来人口购买所在城市住房的概率,而且使外来人口拥有所在城市住房的平均年龄提前。城市户籍、受过高等教育、有学龄子女和在就业地居住五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户籍管制放松时,购房概率的提升比农村户籍、未受高等教育、无学龄子女和就业居住不足五年的外来人口更为显著。因此,为促进外来人口在就业地购房,实现"市民化挂钩去库存"的政策目标,应进一步放松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户籍管制,有重点地加快推进外来人口落户,形成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

典型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驱动因素——以江苏省涟水县为例

厘清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村庄环境系统驱动机制,对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乡村聚落重构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乡村居住场势为理论基础,构建村庄居住场势空间结构模型,以江苏省涟水县全部行政村入户调查数据为支撑,运用空间自相关、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刻画农户城镇购房的空间格局,精准分析驱动农户城镇购房的主导居住场势,揭示农户城镇购房村际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50%农户在城镇中购房,且村际差异明显,城镇购房目的地以镇区和县区为主。农户城镇购房整体呈现热点相对分散、冷点在“县城—重点中心镇”双核周边集聚的空间格局。(2)从全局尺度分析,区位场势、生活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是农户城镇购房的关键要素;从局部尺度分析,区位场势对农户城镇购房影响最大,生产场势、生活场势影响较大,政策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次之,生态场势、经济水平场势最弱。(3)政策场势中评选类政策和规划引导类政策呈现完全相反的驱动方向,对政策场势高敏感度村庄主要集中在县域东南部和中部。区位场势中的至市区便捷度驱动力显著高于至县城便捷度,且村际驱动异质性明显。生产场势中工业的驱动力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但都呈现以县城为中心的圈层空间格局。生活场势中住房需求是农户城镇购房的原生性动力,而公共服务配套受区域差异的影响较强。聚落和家庭社会网络关系分散程度对农户城镇购房呈正向驱动,抚养比则相反,且均呈圈层分布格局。

进城购房、城乡延展与乡村“溶解”——江苏湖村农民城镇化的实践分析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农民家庭综合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多方面考量的积极实践过程。农民家庭的购房行为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不仅由当前积蓄与未来经济预期主导,还受制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传统村庄社会、农民家庭内部特征三层结构间复杂的互动。这是转型时期农民家庭行为选择的一般机制。这种机制下,在就业机会充足的就近城镇化地区,一种具有空间延展性的新型城乡家庭形态得以产生,乡村社会逐渐"溶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温和演变的自主城镇化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