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个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更加凸显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乡村“五个振兴”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实现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但目前乡村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面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不健全、产业发展动能匮乏、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五个振兴”为逐步提高农村产业现代化水平,开拓农民致富渠道,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居民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指明了方向。实践中,可通过以下措施逐步破解乡村发展困境,激发乡村振兴的效力效能,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二是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三是传承农村本土优秀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四是打造乡村田园风光,推动乡村生态振兴;五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探索--以濮阳市华龙区为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乡村振兴是一项重大任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华龙区明确“着力乡村振兴扛旗走在前”的要求,扛起使命担当,通过扎实推进乡村组织振兴、聚力提升乡村产业振兴、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和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振兴4个方面,让乡村振兴更“有力量”“见神采”“显底气”。

Research on the Variability and Impac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Era

This paper determin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through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five empirical objects according to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also a combination of macro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This will provide thre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four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improve the entity economy based on industrial upgradation.

文化产业何以助推乡村振兴:一个分析框架

文化产业以文创赋能、人才集聚、文化传承、生态改善、组织凝聚等方式,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借由产业融合功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借由人才吸附功能吸引各方人才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人才振兴;借由文化传播功能促进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借由生态改善功能提升生态效益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生态振兴;借由组织吸纳功能提高组织凝聚力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组织振兴。应当通过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立各方人才汇聚机制、挖掘乡村文化深层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多元共治共享网络等措施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县域乡村工业用地空间格局与组织优化研究——以冀中南地区肃宁县为例

解析乡村工业用地空间组织特征,可为推动乡村工业集约、高效发展提供支撑。以冀中南地区为研究范围,梳理该地区乡村工业发展现状及转型困境,选取肃宁县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空间格局指标体系,测算县域乡村工业用地的空间分布、空间形态和功能关系等内容,探讨其空间组织方式并提出优化建议。研究表明:(1)乡村工业用地呈现出比重高、布局散的分布特征,土地碎片化严重,邻近乡村居民点、道路交通,向规划产业园区集中程度较低。(2)规划产业园区内乡村工业用地面积、平均邻近指数等5个指标对县域乡村工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聚类分析得出工业主导型、非工业主导型两大类,高度集聚型、一般集聚型、高度密集型、一般分散型、高度分散型5小类村庄单元,总体呈现出“大圈层、小组团”的空间组织方式。(3)提出县级层面统筹空间布局、乡镇层面推动有机集中、村庄层面实施分类腾退的优化建议。

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进路——基于中原农村地区的案例研究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深入剖析影响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关键要素并揭示各要素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具体作用机理,对于推动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解读乡村产业振兴相关政策文件与分析地方乡村产业振兴具体实践过程发现,以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鲜明的诱致性特征。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理论基础构建起“制度变迁动力—制度变迁成本—制度变迁收益—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四维模型分析发现,乡村产业振兴是上述四维核心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针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主导要素存在的缺陷,建议在尊重农民意愿和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政府制度供给上的独有优势,从激活内生动力、降低变迁成本、保障变迁收益和优化制度供给等路径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以保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平稳有序推进。

履行社会责任会提升上市公司创新投入吗?——基于乡村建设的视角

运用非平衡面板模型,依据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履行社会责任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参与教育帮扶、产业帮扶、兜底保障与社会帮扶、转移就业与易地搬迁帮扶均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行业竞争度、组织冗余分别具有正、负调节作用;政府补助、银行信贷发挥中介作用;非制造业企业、国有企业和注册地为东部地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鉴于此,应鼓励企业通过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等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苏南乡村工业发展特征分析与空间转型路径思考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苏南地区的乡村工业转型发展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县域层面率先的生动实践和积极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苏南乡村工业历经多个阶段演进,发展要素和空间形态不断演变和累积,当前呈现出“空间规模减量、产业能级弱化、村级财政下滑”等特征。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指出苏南模式下“集体—企业—村民”存在紧密的经济“内部循环”,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打破了结构锁定,推动乡村工业经济从“内部循环”转向“外部循环”,但也面临高昂制度成本的挑战。乡村工业空间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深水区”改革创新应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转型路径相结合,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创新与尝试,助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干部轮换、部门交替与乡村产业衔接困境——基于粤西M县的调研分析

在实施乡村战略背景下,产业振兴既是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首要指标,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基于粤西M县调研发现: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各层级驻村干部通过积极“争资跑项”来打造多样化的乡村“戴帽项目”,但随着新旧驻村干部轮换,原先的产业无法创造新的政绩而被“消极应对”,以致后续管理出现衔接脱节。各职能部门的趋利性取向形成了产业项目分配的“分利失序”,而体制内资源的有限性加剧“条块”部门恶性竞争,“碎片化”资源供给弱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新旧部门的交替管理加快了产业项目变更频率,以致体制内资源不断被耗散,进而导致原先的产业缺乏持续性投入而出现衔接失灵。因此,需要在事前预警,提升产业结构与干部选派匹配度;在事中调控,动态调整产业与强化驻村干部监督;在事后防范,持续性供给资源与增进多主体协作予以化解。

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

供销合作社是我国农村与市场连接的重要桥梁。研究运用组织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以重庆市多个案例总结供销合作社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发挥及其成效。研究发现,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表现为:基层供销社采用组织化功能,实现了对农业合作组织进行组织能量、组织统筹与社会动员,以及自身发展的协同。实践中,通过基层供销社相互入股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立产加销一体化体系、构建统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路径,实现了基层供销合作社、农业合作组织的关联共进,进而通过组织化功能的水平提升有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基于此,应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让供销合作社活跃于乡村产业中。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殊途”?——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组态路径分析

乡村旅游产业进化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借鉴经济进化论和现代资源观理论,通过自上而下的理论演绎构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过程模式;采用文本分析法与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的资源要素,探索产业进化组态路径。基于广西龙脊梯田景区61家旅游企业研究发现:(1)在多种组织资源持续交互作用下,乡村旅游产业呈现“自由演化-市场选择-实现进化”的螺旋式进化趋势;(2)组织学习能力、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联盟、正式制度、创业环境6要素构成5条组态路径,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3)组织学习能力是所有组态路径的核心要素,知识联盟对初始资源劣势型乡村旅游小企业不可或缺,合理配置资源是进化的关键。研究结论揭示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的复杂因果本质,具有积极的实践借鉴和理论价值。

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21年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通过ArcGIS软件计算局部Moran’s I区域分布图,接着运用Stata17.0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深入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空间集聚特征具备区域一致性。②本地区和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作用相互叠加,显著加快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下显著发散,而在邻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下显著收敛,尽管间接效应的收敛作用抵消了直接效应的发散作用,但总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滨湖村落产业变迁的经济人类学研究

长久以来,在现代化的主流话语表述中,乡村一直被看作是“非现代”“落后”的城市反面参照物。现在人类学家重新反思,相较于西方的乡村,中国的乡村文明是独特的、完整的、悠久的,发展和研究乡村都必须回到乡村的历史,将其作为一种特有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拥有较强韧性文化网络,有着较强自我调整适应的存在。每个村落都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所有发展规划都必须结合村落的历史与文化网络。研究滨湖村落的产业变迁,其经济活动变迁背后的社会网络变化,以及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应对策略,可以为滨湖村落的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兰考县乡村振兴实践路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兰考县长期推进乡村振兴实践,致力于建设美丽乡村,走出一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道路。

工业革命、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

本文以历史关键事件为依据,通过比较分析工业革命、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的演化过程和逻辑关系,探讨工业革命影响企业理论创新的内在机理和规律。研究发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推动组织变革,组织变革则会引起企业理论创新;工业革命通过组织环境的变化推动组织变革,组织变革通过研究纲领的变化实现企业理论创新;工业革命、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具有共同演化特征,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之间存在大约10~20年的时滞。根据研究结论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企业理论创新的前景和方向。

基于企业组织变革的产业演化过程

企业组织变革是产业演化的根本动因。环境是产业演化的最终制约因素,而环境变化对产业演化进程的决定性影响,是通过对企业组织的直接作用发生的。当环境的变化超出了企业组织的适应性范围,企业将进行变革。企业组织的变革引发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产业内的竞争、交流和反馈,适合的创新被环境所选择,逐渐确立新的技术和制度范式,即形成新的组织形态。新的组织形态获得合法性,一次产业演化进程完成。

乡村工业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基于不同时相(1988和2000年)的遥感数据,在GIS支持下对晋江市12年来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了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研究表明:(1)建设用地(主要是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通过大量占用农用地而急剧增加,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和破碎度指数提高,优势度减小;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趋于集中化,农用地则趋于破碎化和分散化.(2)政策体制转变和侨乡因素推动的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是引起晋江市土地利用大规模变化的根本驱动力.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人口的增加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分散布局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乡村住宅建设需求增长.

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研究

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确立,使我国开始进入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时期。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组织需要新的创新理念、确立新的创新原则与目标,探寻新的创新路径和模式选择。

工业4.0战略驱动下企业平台生态圈构建与组织变革

德国"工业4.0"战略的提出预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在此背景下,平台生态圈成为一种重要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其功能可概括为不同用户群体创造和交换价值的界面。为了进一步揭示平台生态圈构建机制和行为过程,厘清其与企业组织变革的关系,从生态学视角,采用理论推演与案例分析方法,对平台企业界定、平台生态圈构建机制以及如何进行组织变革以适应平台生态系统等问题展开研究,最后以海尔集团平台生态圈的构建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生态圈构建必须经历双边市场定位、网络效应激发、盈利模式选择、平台生态规则制定等关键环节,在该过程中,企业需要结合平台生态圈规则,从认知模式、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3个方面进行组织变革,以适应该新型商业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