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本文建立了中国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参与模型和工作时间模型,用于分析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劳动参与率高,工作时间长,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71%和4.97%,且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男性工作时间将明显增加;身体健康不仅有助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间;女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261 3和-0.073 3,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为-0.344 3,说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曲线均向右下倾斜;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为0.539 5,远高于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因此,政府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和医疗服务,适当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将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迁移家庭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迁移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结合中国当前劳动力外流这一显著人口动态特征,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在陕西周至山区入户调查的数据,探索性地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西部贫困山区,迁移户与非迁移户的生计资本在数量上有显著差异;农户家中是否有成员迁移对家庭生计资本的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但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受到迁移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不同的迁移特征对农户家庭不同的生计资本影响也不相同。

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部9城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东部9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结合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考察了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的影响因素。总体来看,农民工家庭消费的3/4发生在城市,且城市消费比重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有着不同的决策机制,但都呈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均住房资产是影响城市消费的重要因素。

尘肺病对患病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

目的分析尘肺病对患病农民家庭收入与基本支出状况的作用,研究尘肺病对中国患病农民工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方法对我国8个外出务工大省20个尘肺病农民相对聚集的村庄中的424名尘肺病农民和同村的111名非尘肺病农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在控制年龄、教育、婚姻、上学与工作子女因素后,尘肺病导致患病农民家庭相比起非患病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下降了65.7%(P=0.002),并导致患病农民家庭的基本支出增加了21.0%(P=0.030)。结论尘肺病对患病家庭经济状况产生了显著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户籍迁入意愿研究

在户籍迁入意愿上来看,并不是多数人持明确态度。调查数据显示,25.82%的农村流动人口持"看不准",只有35.44%的比重明确表明愿意迁入城市户籍。户籍迁入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复杂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年龄、婚姻、流动范围、居住时间等人口学特征和居住地生活条件、寄回老家收入、职业工种、行业类型、不同的单位性质等经济与就业变量以及社会活动的参与、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居住地是否幸福、社会保障等均对户籍迁入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城乡福利差异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实证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户籍制度附着的城乡福利差距则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巨大阻力。通过构建城乡居民福利差距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测算了城乡福利差距指数,实证检验中国及各省城乡福利差距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福利差距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福利差距确实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应逐步实现城乡福利均等化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乡城流动对夫妻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家庭举家流入城市,这种"家庭化流动"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及稳定具有深刻影响,但流动对这些家庭本身的影响如何?本研究在流动与性别相关研究理论的指导下,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89户农民工流动家庭流动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流动家庭的性别分工的结论。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遵循"支助型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是一种上层领导人对改革的激励和支持与基层群众的创造和努力共同推动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从国家顶层设计和各地改革实践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围绕剥离户籍制度附加的社会福利功能、完善居住证的功能、缩小地区之间的福利级差、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等几个核心问题展开。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健全城乡一体的人口服务和管理机制、完善大城市落户积分制度、统筹农业人口向大中小城市均衡转移机制、构建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汇款如何影响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来自江苏和安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江苏和安徽两省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讨论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没有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的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更低,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的份额更高。其他各类别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在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没有汇款的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于当前消费性支出,而不是投资性支出。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基于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

已有农民工随迁子女研究集中于学校教育这一场域内部,而尚未涉及已迈进劳动力市场的随迁子女。通过对南京"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已工作的随迁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好于无随迁经历的农民工,但是同城市居民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使用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户籍身份歧视对这一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形成二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户籍身份歧视和社会资本差异。

城镇二元结构下贫困测度、对比及治理研究

文章基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测度、比较了城镇二元结构中进城农民工家庭与城镇居民家庭的贫困差距状况。结果显示:无论总体上还是分不同贫困类型进行考察,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贫困严重程度较城镇居民家庭都更严重,其贫困差距突出体现在“消费贫困”“低维贫困”以及多维贫困中人员健康与教育质量两个维度。进城农民工家庭抵御外部对收入或消费冲击的能力均强于城镇居民家庭;分区域考察,全国及中部地区两类家庭抵御外部不利冲击的能力差距集中体现在抵御收入冲击的能力层面,而东、西部及东北地区两类家庭抵御外部不利冲击的能力差距更多体现在抵御消费冲击的能力层面。此外,西、中部地区分别是两类家庭多维贫困差距最大和最小的地区。

制度约束、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就业分化——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概率非线性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化状态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就业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就业部门分割状态,在就业市场上分化成了异质性分明的两类亚群体;第二,相比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在行业、所有制进入以及高质量就业机会获得三个维度都面临户籍身份歧视;第三,户籍制度约束下,乡—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

三峡库区移民农户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响应及其生计变化研究

以三峡库区库首、库中、库尾6个镇720户移民农户为例,分析了他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现状与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的生计变化。结果表明:1巫山县大昌镇、巫溪县文峰镇、丰都区高家镇乡村旅游较成熟,游客量相对较大,移民农户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的比例较大。2如果参与当地乡村旅游后能给移民农户带来相对较高且较稳定的收益,移民农户就会愿意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同时,政府如果加大对当地乡村旅游的规划、投入和相关资金政策的扶持,会对移民农户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开发后,移民农户的生计策略从传统的务农和外出打工向在本地打工和个体经营转变。

城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1～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和261个地级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数据,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公共产品供需匹配指数,利用Malmquist指数和结构方程IOO模型分别测度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并探讨了户籍门槛限制下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公共品供需匹配状况反映了农民工的流向趋势,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均随着城市规模变化而呈现倒U型曲线,在时间纵向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情况;户籍门槛作用下,公共品供给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效率乘数因子。据此,应立足于各类城市公共品供需匹配情况,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改善公共品和服务资源布局。同时发挥城市户籍门槛的杠杆作用,利用公共品供给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乘数因子,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持续有序进行。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悖论及解释

中国户籍制度十分重要,但这个重要制度不断降低的门槛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文章把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户籍性质的纵向变化与就业、社会福利、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横向变化结合起来,解释了落户规模小、落户意愿低的原因,并提出如何正确评价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户籍关联的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附著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逐渐被剥离,整体上户籍的作用被削弱;与此同时,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权利保障的落实,户籍差异缩小,部分边界消失,户口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能光纠结于落户,也不能就户籍制度改革来评价户籍制度改革。

新中国70年:户籍制度变迁、人口流动与城乡一体化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不只是城乡居民的迁徙自由权利被剥夺、改革开放后又逐渐恢复的过程,更是城乡多元社会形成、发展而后逐渐融合、一体化的历史。1950-1977年,户籍制度变迁不断权益化、福利化和等级化,城乡社会严重分割,社会阶层固化,国家极端贫困;1978年之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户籍制度以强制性为主、诱致性为辅渐进地变迁,从放松流动限制到降低户口迁移条件,直至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实行居住证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下,深入实施户籍制度综合改革,统筹城乡社会平衡发展,实现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均等化,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双向流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数量的增加,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也发生了变化,为探究其中的机制,本文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的调查数据,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Tobi t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进城务工收入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液化气消费量和电力消费量,同时显著降低了生物质能源的消费量;农村家庭基本特征、农村家庭经济特征、农户消费偏好及区域等因素对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量也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进城务工显著优化了我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其生活水平,对解决我国目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农民工低工资福利水平的成因及变动趋势

我国农民工低工资福利水平是制度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低工资福利水平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社会稳定、企业竞争战略以及农民工自身发展等方面造成了不利影响。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工资福利水平的上升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可以与工业化的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促进其发展。当前应通过纠正偏向性制度、多元化供给社会保障、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农村城镇化多向分流以及分批逐步市民化等措施来改变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