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社会互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意义认知单一、支配机制不健全与身份合法化难等问题,以吉登斯结构化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明确自治主体与社会组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调控作用,探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发挥吉登斯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体人员自治、政府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嵌入等动态过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社会网络与农村互助养老实现——基于农村老人养老服务提供意愿视角的实证分析

互助养老是当前应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无效或不足的创新路径。农村老人有向他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是互助养老实现的前提。本文基于对陕西省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提供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网络规模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提供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网络异质性的增加则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与“弱关系”网络成员互动可以提高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而与“强关系”网络成员的互动则会降低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网络关系交往频率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提供意愿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社会网络主要通过改善信息获取状况和增进互惠机会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意愿。由此,本文提出聚焦村庄内生资源开发、推广“能人”带动型互助养老、加强宣传等建议。

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本文利用苏冀陕三省农村老年人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类型,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水平整体不高,且对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差异较大;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具有多元化的选择和组合偏好,可分为情感-管理型、情感型、低参与型、低管理型及高参与型5种供给模式;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建议针对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不同模式,发挥家庭支持作用、健全政府激励机制、加强互助养老宣传,精准引导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

救助的扩展: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以北京市为例

以北京为样本,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可以概括为两条主线、三个阶段和三类主要模式。两条主线为救助-适度普惠福利服务和居家-社区福利服务,三个阶段指由自发性的帮扶救助到村两委主导再到混合化运营,三类模式包括纯居家互助服务模式、互助服务+就餐模式、互助服务+综合模式。总体而言,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应该是非营利定位的,互助服务是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关键,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分阶段、分类型地扩展救助型福利服务和适度普惠型福利服务;由福利的国家责任向国家、社会合作(发动社会参与,进行资金和服务互助)转变;由设施建设向服务供给转变;构建农村互助共同体等。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中日农村互助养老比较分析

为研究中日互助养老差异,以及通过了解和借鉴日本经验促进中国互助养老发展,有必要进行中日比较分析。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中观、外观、宏观四个系统出发,对中国和日本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生态环境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日本而言,其家庭养老负担较大,邻里社区形成了友好的互助网络,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较高,整体养老保障体系较为完善。中国和日本存在相似的家庭养老负担,在农村发展互助养老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但存在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制度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中国应从完善国家养老保障制度体系、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加强村庄互助养老环境建设、完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四个层面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

乡村社会资本培育与村庄自治模式建构——绵阳市盐亭县LM村“合作互助”自治方式试验

自2012年以降,四川省盐亭县高灯镇LM村创设了"三卡式工作法"和"党员扶贫基金会"的乡村自治模式,通过建立"接地气"的村庄合作互助方式,"实打实"地帮助那些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的村民。这不仅增量和增值了乡村社会资本,和谐了乡邻关系,而且提升了基层组织的服务职能,缓解了基层干群间的矛盾。更重要地是他们用"最朴实"的合作互助方式,尝试构建乡村自治的新型治理机制。

互助养老模式下农村日间照料中心运行研究——以常州市郭塘桥村日间照料中心为例

农村日间照料中心在地域内养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相对城市日间照料中心,在运行过程中面临更多困难。常州市郭塘桥村日间照料中心借鉴互助养老模式,在养老服务供给和功能区使用上呈现新特点。但是,常州市郭塘桥村日间照料中心运行中仍存在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和养老服务人员队伍薄弱的问题,需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并在数量和质量上增强养老服务人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