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文学中乡村书写的嬗变

现代化的发展影响并改变了乡土社会的面貌,乡村面貌从生存方式、房屋景观到风俗习惯都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置的局面。随着大批农民离乡离土,乡村由最初的热闹走向落寞,乡土格局已然在城市化、现代化中被打破。年轻人心理上对土地的抛弃,使得乡村日渐虚空,这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乡村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捕捉乡村令人激动的改变,饱含深情地勾画新时代乡村新图景、讲述新时代乡村新故事、塑造新时代乡村新人物,欣喜地书写着乡土社会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新世纪小说创作的三个转向

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征。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大致呈现三个转向:一是文学资源的本土化;二是叙事内蕴的微观化;三是叙事策略的轻逸化。这三个转向彰显了新世纪小说创作上新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何种转向,新世纪作家都不可能彻底摒弃以往的文学经验。只有妥善处理好“西方”与“传统”“宏大”与“微观”“轻”与“重”等多重关系,新世纪才能出现具有自身特色的优秀文学。

新时期地域乡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研究——以《人生》《高兴》《红高粱》的读者反馈为例

域外读者阅读层面的接受效果是考察中国文学“走出去”成效的重要维度。海外读者的新时期地域乡土小说的阅读评论集中于《红高粱》《人生》和《高兴》三部作品。地方乡土文化、地方性与世界性的乡土写作特色以及当代中国现状是域外读者关注的焦点。翻译是作品跨文化传播力构建的关键,应处理好乡土文化传真与可接受度的平衡。三部乡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好评和良好接受得益于乡土文化主题设置、成功的乡土文化译传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的鼎力相助。这些为提升中国新时期乡土小说域外传播效果提供了宝贵经验。

话本、故事、传统及其他——对苏童21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思考

21世纪以来,苏童在话本实践中作出新的尝试。第一,开始对“说书场”进行改良,既消除了“评书气”,又增进了亲切感,还拓展了说书人的话语空间,创造了“新闻联播”式的讲述方式,从而强化了“话本笔意”在现代的传达。第二,开始借鉴说书人的全知视角,使传统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带有“兼容性”特点。第三,更深入地改造话本形制,如将“头回”改为“开场白”,在迎合“短”这一现代短篇文体诉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头回”的“暖场”效果,从而探到现代“快餐式”阅读的精髓;但在改进和巧用“篇尾诗”上,力有不逮。第四,在话本语言的探索上,开始注重口语化,但未能实现“俗而有力”或“雅俗共赏”“;市井气”颇浓,但缺乏“吴侬软语”之神韵。

论王新军小说中的“自然书写”

王新军是当代西部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他的“自然书写”更好地展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特征,对于乡土生活诗意的审美、对生命神性的崇拜以及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共同构筑了作家“自然书写”的世界,而这样的书写也正体现了当下作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的现实思考。

文学期刊与新世纪长篇小说发展——以《当代》为中心

世纪之交谋求转型的文学期刊将长篇小说视作救市之举,通过增加版面、组织活动、跨媒介互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发展长篇小说,推动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繁荣。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当代》亦积极参与长篇小说风尚,对丰富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出有益贡献的同时,也对刊物自身发展形成了桎梏。以《当代》为例,探究文学期刊与新世纪长篇小说之间互动脉络与背景成因,探寻新世纪多元文学现场。

论新乡土小说的困境与出路——以付秀莹的《陌上》和《野望》为考察点

乡村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乡土文学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应运而生。新乡村现实一方面需要乡土作家及时回应,另一方面又给当下作家书写乡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尽管新乡土文学已然是作家顺应乡村剧变作出的努力,但就目前的乡土小说现状来说,困境依旧明显存在。付秀莹作为当前具代表性的乡土作家,她的《陌上》与《野望》以一种清新、质朴的笔调营构了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芳村”,描绘了一幅独特的风俗画、风景画,书写“芳村人”隐秘的心灵世界,揭示出乡村新现实下的人心变动,一定程度上为新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突围思路。与此同时,其作品表现出的新形象塑造匮乏与理想性书写缺失的问题应该引起包括付秀莹在内的乡土作家的注意。

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基本是缺失的。完整的乡土经验进入小说文本,是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相遇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小说的分化基本都是政治形势驱动的结果,对政治的不同态度衍化出了不同的乡土小说流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时代呼唤出来的科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新时期乡土小说打破了那种整齐划一的文学局面,20世纪以来的本土文学传统被激活,西方文学资源的大量引进催生了中国文学一波接一波的文学思潮。内外共振中,世纪之交的乡土叙事更加厚重、更加开阔、更加圆熟,也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最切近的文学传统。新的文化语境、新的表现题材、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叙事手法,使得“新乡土小说”的生成成为可能。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风俗书写与乡土情怀

新世纪乡土小说通过对传统风俗的书写,再现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传达了作家浓郁的乡土情怀。作家通过儿童视角或回忆视角,再现乡土世界的善与美,唤醒人们对乡土的深深眷恋;作家通过传统风俗书写,特别是对丧葬习俗、婚礼习俗的描写,旨在挖掘其深层意蕴,解读风俗背后蕴藏的生者对死者的爱与关怀,以及对生者的宽慰与祝福,传递了人世间的默默温情;作家通过对传统习俗的书写,展现乡村的绿水青山,传达人们对纯美、纯净乡土的向往与追求,传递内心的隐隐乡愁以及人对自然的爱与尊重。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传统风俗书写不仅是作家表达对田园牧歌式乡土向往的手段,更是作家内心的浓浓乡土情怀的外在表现。

生命意识的重构与新世纪小说的生态叙事

生态理论与生态文学创作产生于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对此,研究者通常站在现代性批判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解读生态叙事,虽然能够准确揭示相关作品的思想指向,但容易陷入“生态中心主义”的误区,很难深入发掘文本的伦理价值。从生命意识的视角看,作家通过“整体主义”生态叙事、“生态风景”叙事与“精神生态”叙事的艺术形式,发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大地内在的生命联系,认识了自然万物独一无二的生命价值,并审视了生命存在的精神境况,从而实现对主体“自我”人格世界的探寻与精神创伤的治愈。总之,生态叙事超越了“自然”的范畴,展现出历史、社会、精神等多个维度的思考,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的建设活动中。

新世纪儿童乡土小说中方言书写的多向度考察

新世纪儿童乡土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方言书写。这些方言内含着多向度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在它是多民族方言的精彩呈现,是多词性方言的全面展示,是多童趣方言的情感抒发。通过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既能唤起人们对方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又能指引作家在新时代巧妙运用方言创作出更多经典作品。

科幻赋形的现实思辨:论新世纪科幻小说的未来城市书写

未来城市是科幻叙事的重要意象。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对未来城市发展进步或衰退毁灭迹象、流动与区隔并存的时空秩序、虚拟空间与实在世界的生存体验差异展开了细致的升维思考,背后隐含着作者对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所涉人城关系、城市时空秩序所涉社会正义以及科技衍化下人居生存体验等问题具体而微的现实思辨。其中体现的发展观、时空观、科技观与时代语境高度同步,涵盖城市文明发展秩序何以为能以及城市生活应然和实然的设问与反思,回应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展现了新世纪科幻小说城市叙事的洞察力与创造力。

新世纪儿童乡土小说对乡村文化的书写与思考

新世纪的儿童乡土小说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形成了以现实型题材为主、追忆型题材与幻想型题材多元共生的局面。这些儿童乡土小说中包含了大量乡村文化的质素,对乡村物态文化、乡村精神文化、乡村制度文化、乡村行为文化均有全面书写,内涵极为丰富。对此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梳理与探究,对作家深入书写乡村文化,避免创作过程中出现不良化倾向,指引其写出创新性的经典之作,有着重要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新世纪我国农村体育研究述评

对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内容广泛,研究队伍初步形成;但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入的实证研究不够,发展对策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建议将农村体育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观察,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深入实际进行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进一步突出农民的主体性,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契机,开拓农村体育研究的新领域。

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

"21世纪大陆新武侠"简称"大陆新武侠",这一概念于2004年正式提出。大陆新武侠具有鲜明的不同于港台新武侠的特点:一是大陆新武侠的"江湖"表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追求;二是女性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改变了武侠小说性别政治的固有格局;三是强调学养与智慧的武侠智性写作,丰富和提升了武侠小说的类型界域与文体品位;四是大陆新武侠的广域叙事,从知识立场上拓展了武侠小说的文体类型。上述特点,共同形成了短短几年来大陆新武侠创作的繁荣,表现着大陆新武侠巨大的类型发展潜力。

超越“大气”,走向厚重与丰腴——严歌苓新世纪十年小说创作论

严歌苓是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后,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等10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题材广泛,时空交错跨度极大,在表现人性本真、营造史诗格调、构建隐形结构、语言表达的从容与幽默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和创新特征。随着严歌苓中西视域的融合以及阅历的积淀,她的长篇小说创作已超越了"大气",日益走向厚重与丰腴。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本文通过对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这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具体分析来探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向,在这两部有标志性的作品中,《秦腔》可以称做是一种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兄弟》是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创作的怪诞的现实主义。这两种审美风格的出现呈现出:新世纪小说重新回到现实社会,重新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关键问题,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趋向。同时,也提示我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需要重新认识。

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的复归:新世纪小说创作论

历史意识和人文关怀是作家观照现实的两大尺度,历史意识是作家反思历史、考察当下、谱画未来的理性意识,人文关怀则是作家关注人的生存境遇,重视人的价值尊严的责任使命。1990年以来,多元历史意识的泛滥及消费主义文化的诱惑使一些作家遭遇了两大尺度的双重缺失。进入新世纪,作家们纷纷从世纪末文学场的无序状态中苏醒,开始注重在小说创作中兼顾历史意识和人文关怀双重维度。具体表现为重返历史真实,观照人的精神追求和家国情怀;立足当下现实,关注社会转型期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回归自然传统,以“复魅”的历史意识观照人的生存危机。

试论三种网络小说新类型

玄幻、穿越和盗墓等网络小说新类型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时空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既是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观念革新,也与传统神魔小说有着思维"原型"上的关联,还体现了写手们摆脱现实束缚的渴望。这种写作刺激着新世纪文学想象力的再生与发展。同时,这种想象背后所潜藏的对于现实的映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等也是引人深思的,但背对现实是这些类型化小说亟待突破的瓶颈。

新世纪小说与寓言化叙述

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影响巨大的思潮景观。现代主义小说体现出寓言化特征。这种创作对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影响显著,中国新世纪小说也强化了寓言化并产生不少典型文本。寓言本质是寓教于乐,寓言化小说的“教”与“乐”的内涵和表现更为丰富复杂,有独特的“叙述结构”。寓言化小说显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自觉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