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秩序的空间基础:一个人地关系的分析框架

村落空间不仅是村庄社会关系运作的背景,而且定义了乡村秩序再生产的底层架构。人地关系是村落空间的基础,且在农民土地利用实践中推动村落空间的功能分化,并逐渐形成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化与融合、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化与互通。村落空间兼有自然底色与社会面向,集体土地制度调控维系了村落空间结构的有机整合。城市化进程推动村落空间转型,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断裂可能导致村落空间的秩序紊乱。为此,须将人地关系纳入集体土地制度调控,在农民流动的社会场景中建构富有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村落空间秩序。

乡村振兴背景下订单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新探索

“订单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的具体运用,它根据乡村产业的实际需求确定职业培训计划、技能种类、质量指标。“订单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立足于乡村生活和乡村产业振兴,将市场导向和就业导向引入计划供应秩序下的农村职业培训,能够解决传统农村职业培训与乡村产业发展以及农村生活脱节的问题。“订单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从项目化整合到共享秩序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运行机制探析

作为乡村振兴中的铸魂工程,文明实践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精神纽带。与以往的政策下乡不同,文明实践不仅需要实现政策的有效递送,还需要在政策落地中建构乡村文化的共享秩序。基于长三角M县文明实践试点中心建设的个案观察与过程追踪,分析文明实践的运行过程。研究发现,项目制依然是文明实践运行中的制度依托,但在乡村文化的共享秩序构建上,文明实践中的项目制则强调项目落地的示范效应、项目运行中开放参与的团结机制、项目考核中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理解共享秩序下的文明实践运行,既是对项目制理论维度的重要拓展,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探索。

系统论视角下村庄分异研究:类型、秩序及对策——以山东省临沂市辖区为例

乡村地区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出现分化,市辖区内的村庄分化现象更为明显。为探究辖区内乡村分异的类型及内在秩序,以系统论为基础,结合乡村发展战略搭建乡村战略协同系统框架,并以山东省临沂市辖区为例,构建与战略协同系统适配的指标体系,以“要素—行为”量化乡村结构,以“结构—聚类”归纳乡村分异类型,以“类型—秩序”探究乡村发展对策。研究结果表明,临沂市辖区乡村在分化的过程中可以归纳为人口稳定型、人口外流型、规模农业型、旅游经济型、市区流动型、就近流动型、农户富裕型和集体强劲型等8种类。以社区记忆强度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对其乡村秩序进行量化,绘制不同类型乡村秩序图谱,结合乡村市民化方向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对策。

当前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之道

乡村法治秩序是我国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从乡土内部催生出农民法治需求,基层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为乡土法治权威的树立创造了外部条件,新时代,农民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秩序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乡村法治秩序依然面临着法治权威不足、法治规范不适应的形塑障碍。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须通过立足乡土情景,健全法律机构设置;克服法律特权现象,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设置驻村法官,转变法律服务方式;创新法治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重构乡土规范,推进法治农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善治格局;全方位推动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为现代法治的真正下沉创造条件。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中国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与乡村地域系统调查研究

村镇居民出行特征是反映乡村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是乡村地域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也是乡村交通规划的重要依据。采用2016年住建部全国小城镇调查的村镇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119个建制镇的村镇居民的跨区域出行规律,揭示村、镇、县、市之间相互联系特征,并应用多水平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eologit),分析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小城镇服务设施供给、区位和对外交通便利性对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频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乡村地区传统地域系统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村-镇-县"等级结构模式依然是主体,但"村-县"和"镇-市"的联系在增强;对村庄居民来说,县城一级服务地的服务和商品的重要性凸显;乡村居民跨区域出行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和西部大城市周边的村镇居民的出行频率高于中部地区,平原和丘陵地区居民出行频率高于山地、高原地区,地区间差异随出行目的地等级提高而更加明显;随着"村村通公路"的基本全覆盖,地理区位和交通设施条件不再是影响居民城乡联系的主要因素,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出行需求、收入增加和小汽车拥有率提升等因素对居民跨区域出行的影响在增强,通过"大修大建"乡村公路来促进城乡联系的传统做法需要进一步深思。

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论纲

党的十九大之后,乡村治理现代化被正式提上中国政治议程。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系列部署难以直接导入分化和多元的乡村社会。对此,本文重点讨论中国快速转型背景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要义、社会基础与治理体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布局、农民形态和产权制度等一系列变迁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当前,特殊的土地制度不但阻滞和过滤了社会基础变动所带来的导向效应,并且塑造了独特的土地产权秩序,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特定参数。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顺应乡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构建开放性的土地产权秩序,并在城乡布局、县镇关系、村庄体制方面作出适应性调整。

法律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大力加强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农村法治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意义。但现在我国广大农村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存在着诸多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治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农村的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因此对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解决也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必须在清楚认识农村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之后,通过改善农村法律体制来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培养技能型金融人才为黑龙江省“三农”服务

目前,黑龙江省农村金融体系还存在很多问题,尤为突出的是金融人才的缺乏。根据调查显示,黑龙江省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大量的一线技能型金融人才,即具有扎实专业理论知识的专业金融人才、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熟悉农村和农村产业结构的高素质复合型金融人才、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金融人才和综合素质较高的金融人才。金融院校应结合农村金融机构对人才需求的实际,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调整,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推进订单式人才培养;加强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教育、服务意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教育形式;鼓励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认证考试。

成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成都以"城乡文化一体化"为目标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成惠及人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都需以解决供需矛盾、农民文化参与意识不高、资金投入筹集机制不完善和队伍建设等问题为主要任务,建设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国乡村协商民主治理框架中的权利秩序、法律关系及法制建构

中国乡村四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但人们彼此之间的生产关系及生活关系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而且人们用以调整诸多社会关系的方式及路径等也大不同于以前。不论是内地以劳务输出为主的乡村,还是沿海以劳务输入为主的乡村,生产关系及生活关系的主要内容已经普遍权利化了,乡村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秩序。人们各自权利的实现程度依赖于不同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完善与合理的程度,而这又取决于其治理框架的合理程度及其法制化的建构水平。中国乡村治理已经形成了多元协商民主治理的框架,处理好这个治理框架内的权利秩序安排、法律关系调整及框架本身的法制建构,是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律实践与乡村秩序体系的建构——基于韩村土地承包费纠纷的考察

“乡村秩序何以维系”一直是基层治理的核心议题,通过考察韩村村集体与村民间的土地承包费纠纷,着力探讨法律在乡村中的运作实践和乡村秩序体系的建构。研究结果表明,法律运作逻辑与农民认知间存在明显差异,农民持有整体性的权利义务观,法律则遵循局部性的权利义务观,导致双方往往对同一事实形成不同判定并产生分歧,降低了农民对法律的效果认同。法律在乡村的实践过程呈现出“运动式”特点,强制的法律只能实现对乡村一时的主导,一旦退出村庄,情理便再度兴起,由此形塑出“情理长期在场、法律间歇主导”的乡村秩序体系,在建构乡村双重治理规则空间的同时也影响着纠纷的现实走向与结果。当前村治困境部分源于国家使用法律来改造既有的乡村秩序体系,却难以保证法律的执行效果,未能建立起法律的权威,鉴于此,要建立起有效的法律执行体系,保证法律被彻底贯彻,强化在农民生活中的效用发挥。

土地流转制度与当代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

文章通过介绍传统土地制度对农村社会秩序的影响,重点对在土地流转制度影响下当代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进行了试探性分析,指出在我国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下,必须充分发挥土地流转制度的维系功能,帮助农民培养其内生性力量,促进和引导农民个体社会化,从而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秩序的重新建构。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伦理制序的实然分析

随交易网络的扩展和交易关系的深化,农村交易关系中的不公正、不道德问题日益凸显,经济与伦理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和张力。农村社会经济制序的分析可解构为农村社群内部、农民群体与政治-经济单位之间以及农村与城市两大系统之间三个进路。不诚信、非合作,互惠互利意识、经济正义精神缺失,传统德性意识在承继中出现断裂和信息丢失;政府行政伦理观在管制和服务之间发生偏离和滑移,公共行政的伦理精神日益式微;农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的不平等、不正义状态长期驻存。

新农村治安与警务制度的变革

新农村治安的提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公安机关应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中,努力构建一种全新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农村治安防控体系。这就必须解决三个问题:警力下沉;由传统治安理念向现代治安理念的过渡;新农村治安模式。

新农村建设与我国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新农村建设与大中城市、小城镇建设一样,是实现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繁荣富强的重要一环。从构建我国治安防控体系的角度讲,加强新农村建设,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不仅能够有效地减轻大中城市和小城镇里无业流动人口犯罪的压力,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治安混乱问题。因此,公安机关应借助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优势,构筑大中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一体化的治安防控体系,以实现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人才培养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以下简称定向生)人才培养工作对全面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定向生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结合辽宁医学院的工作实践,围绕定向生人才模式下对教学质量监控的要求,阐述辽宁医学院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在构建定向生人才培养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和实践。力图以点带面,促进高等医学院校定向生培养工作的健康发展。

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

立足村庄社会基础,从土地的社会生命、价值属性和制度实践出发,阐释土地秩序的弹性,揭示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土地秩序定义了土地价值实现的路径和空间,凝结并沉淀了厚重的村庄生活政治内容。集体土地制度实践通过嵌入土地秩序的社会历史脉络,彰显了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促进了村庄秩序整合与土地价值实现。以土地秩序作为政治分析的起点,在真实具体的乡村社会和制度结构中还原土地的政治社会学意涵,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政治的研究视域。

机会主义、土地产权、合法权威与农村“界畔纠纷”——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视角的精练解释

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所致的农村土地价值显性化激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农村土地承包权划分不清和农村"合法权威"的缺位则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之下,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价值而产生的"界畔纠纷"有其必然性。应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惩罚和约束农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规则在农民内心进行内化,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社会"权威",才能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农村的"界畔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