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嵌入生活:大都市郊区乡村公共生活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公共生活是农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育状况与组织程度是衡量乡村治理水平的关键指标。本文以上海郊区乡村治理经验为典型案例,基于系统与生活分析视角,分析大都市郊区乡村良好公共生活治理的实现路径,不同主体在公共生活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其中体现的国家与农民联结关系。研究发现,国家介入下的公共空间生产、社会组织协同下的公共服务递送以及村民的行动参与,构成了乡村公共生活治理的三重实现路径,共同形塑了当下的乡村公共生活样态。这体现了国家权力系统从行政吸纳社会,转向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借此弥合系统与生活之间张力的治理逻辑。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在获得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形成对国家的认同,而国家则实现其权力在农村基层的重塑,最终将国家与个人进行有效联结。这启发我们在化解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的现实困境时,要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力度,构建公共生活治理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并充分发挥农民的行动主体性。

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

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分别遵循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意在通过权力展示机制、空间规训机制、对话互动机制和双向影响机制,增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实现政府权力的再生产;资本逻辑强调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通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生活逻辑强调以农民为主导,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是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具体包括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三条生产路径。面对三重逻辑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存在的供需错位、公共性缺失、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生产,需要构建一种以生活逻辑为价值导向、以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实现路径的协同机制。

日常生活变革与大都市郊区乡村妇女公共参与的实现

农村女性突破公私两分的性别区隔,参与乡村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对于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都市郊区乡村中不仅村干部女性化趋势明显,而且普通女性公共参与领域拓展并且有实质提升。基于生活视角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生活化转向为女性进入村级组织提供了适配可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为女性公共参与提供了丰富的场域,在公共参与中,女性实现了自我身份建构和生活意义的再生产。日常生活视角为理解农村女性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新的启发,需要进一步关注农村女性公共参与实现背后的实质性逻辑,分析女性公共参与的实质效能。

空间规划背景下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省陆丰市为例

乡村社区生活圈的规划理念已然嵌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但由于乡村地区人、地、资源方面的分布特征与城市地区的均质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仍面临着村民需求结构多样化、生活圈空间范围不明确、设施配置指引落地难、衔接路径不明晰等问题。文章尝试构建“需求摸查—空间划示—设施指引—规划衔接”的规划实践思路,选取广东省陆丰市作为典型案例,抽样获取村民对公共服务设施使用的特征,划分乡村社区生活圈实体范围,提出设施配置指引,即“基础必配、提升选配、特色特配”,探索与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衔接路径,以期为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实践提供借鉴。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析--以山西省3个样本县为例

文章以山西省岢岚、灵丘和曲沃三县为研究区域,基于村干部与村民问卷调查,在行政村尺度下分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交通、购物、快递等公共服务的配给现状、分布特征及其可达性与村民满意度之间的多重关联。分析内容包括:公共服务可达性总体现状;村域人口数量和地理区位影响下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分异;公共服务可达性以及村民对公共服务水平的满意度对其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后基于数据分析提出乡村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短板与优化方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及其提升路径——基于2017—2021年安徽民生调查数据的证据

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是我国积极老龄化战略实施和农村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2017—2021年安徽民生调查数据显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下,农村老人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医疗卫生焦虑大幅上涨,对基本生存问题的担忧超过了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人力资本质量、社会经济参与正向影响其总体生活满意度。提升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的重点在于精准回应生活需求,赋予低龄老人经济再造能力,依托自然禀赋嵌入互助养老组织,构建多级联动的危机治理格局,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

基于日常生活视角的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使用研究--以重庆市礼嘉街道嘉和社区为例

城镇化进程蚕食乡村地区所引发的传统居住空间变迁,使城市边缘区的农转非社区面临社会空间重构。这类社区的公共空间完全按照城市居住景观来修建,但居民延续了很多农村原有的生活习惯与社区文化,与周边城市在空间上的同质化和社区居民与“城里人”的异质性导致按城市住区景观设计的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不适配。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农转非社区的形成、社会异质性与空间同质化特征,并梳理了国内外异质社区公共空间适配性的相关研究;其次,基于对重庆市嘉和社区的田野调研,从公共空间属性与使用两个层面,分析了农转非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特征与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评析了各项公共空间资源配置与利用率、聚集性以及活动类型之间的适配关系,探讨了影响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配置与设计与居民日常活动需求失衡的原因,为国内农转非社区更新,尤其是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质量的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动态发展视角下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综述与展望

我国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在内外合力作用下经历了由“增量”到“提质”的转变,相关研究也从过往规划统筹的导向逐步转向以人为本,进入百家争鸣的新时期,但其建设仍表现出闲置和类型不全等问题。以动态发展的视角梳理我国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的发展历程,从配置原则、配置方法、配置结果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发现研究总体上对标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营建逻辑,配置原则体现出效率与公平的角力伴随以人为本的转变,配置方法由空间因子分析转变为融合非空间因子的综合建模,配置结果则反映出层级化配置体系逐步优化的特征。目前借鉴城市社区配置理路的研究及案例研究无法应对乡村的多样化特征和村民需求,提出在乡村特性数据库的基础上构建“基本项+特色项”的菜单式设施功能类型框架和在已成型的乡村内为设施科学“选址”的方向建议。

参与式传播和公共生活重塑: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田野研究

浙江农村地区系列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表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礼堂作为一个新兴乡村传播基础设施综合体,建构了农村新型的公共空间,其文化实践采用了地方化和乡愁表达等策略,促进了“集体”的想象,重塑了乡村公共生活。国家、地方、市场、社会组织、个体等多种符号交织和渗透于农村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中。农村文化礼堂参与式传播和文化实践,使村民更好地掌握了文化生产的技能,提升了自我表达的能力,增强了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为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塑和文化振兴提供了新的可能。

乡愁记忆与日常生活--“合村并居”建设中的公共空间重塑

“合村并居”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实际推行中暴露出存在破坏地域性文化、忽视村民生活、引起乡村共同体的分化与解体等一系列问题。乡村公共空间被认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载体,有助于传承地域传统文化,加强村民们的集体认同。结合在当下乡村公共空间现状与发展的分异现象,以义乌青岩区块乡村建设为例,着重从乡愁记忆与日常生活相结合角度,探讨了“合村并居”建设中村域、村落以及组团院落等多层级公共空间系统化重塑方法,以期丰富和完善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理论与实践策略参考。

民间信仰的情感维度与村落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桂北村落以"天地国亲师"为崇拜对象的传统民间信仰把集体仪式嵌入到村庄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人们在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祖先与子嗣在阴阳两界之间互相支持,而兄弟与村友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这种信仰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老板”参与下的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复兴——珠三角个案研究

当前,农村公共生活衰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如何建构与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新秩序,探索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整合的新路径,已成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的个案考察表明,作为先富阶层,"老板"在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复兴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显示,当地"老板"通过发起组织、亲身参与和提供资助等方式,积极投身文化娱乐、庆典仪式等社区公共活动,并表现出追求生活乐趣、热心公益、回报社区等公民品质,有力地推动了社区认同和社区凝聚力的加强。更重要的是,在"老板"阶层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下,公益、互惠和志愿精神等价值观日益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扩散,对培育具有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建立新的价值导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指出,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乡村社区的团结依然可以实现。"老板"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为转型时期乡村公共性的培育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同时也为新型乡村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选择。

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

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电视机成为农民家庭中普通的家用电器,看电视成为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电视下乡与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电视机在农村普及的过程,正是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生活不断式微的过程,电视下乡填补了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萎缩所留下的空白。从文化活动参与者的角度讲,看电视不是一种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方式,当看电视成为农民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时,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呈现出家庭化的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视角下的农民精神困境及对策

中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在农民精神生活中的积极角色正在弱化,农民面临着精神困扰,具体原因是农村新精英空场,农村道德互动出现危机,农村公共空间的萎缩与农民公共生活意识的弱化。这一困境的超越需要培育农村新精英,革新农村政治文化,促进农民群体现代政治心理发育,维护和重建公共空间。

民间信仰的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从桂北农民基于信仰基础的情感视角来考量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行动者,可以发现并理解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抽象机理。通过把集体仪式嵌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村民们形成了将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作为生命依托的意义系统,而兄弟与村友则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它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公共生活的构建——基于鲁中地区颜文姜信仰活动的考察

不少研究表明,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总体趋向衰落,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共同体日趋瓦解;与此同时,缘于信仰的公共生活在乡土社会中呈现复兴之势;在鲁中地区的田野个案中,围绕颜文姜信仰展开的各类活动有效地构建起了村落的公共生活,从而使阎云翔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断裂"获得了一座"裂缝间的桥"。①这一"裂缝间的桥"的存在显示了当代乡土社会在日益"原子化"、个体化的情况下构建积极的公共生活的可能与潜力。

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机制重构研究——基于四川省某市H社区的个案分析

随着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自然村落地区面临着向就地城镇化的城市社区形态演变,村改居社区能否实现优良的公共治理不但关乎人民的获得感,更会影响到城市群建设与区域联动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以西部四川省某市H社区为研究对象,以事件—过程为分析视角,阐释了H村落到社区转变中公共性治理的转变历程。研究表明,H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变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表现为乡村精英、家族—社区、基层政府三者间形成的公共性治理的“圈层结构”。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体系构建需要将多元治理的参与平台制度化,治理过程要注重寻求传统文化与治理规则的平衡点,做好治理重心下移后社区服务组织化承接体系的建设。

当前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及思考——基于桂南三个村庄的调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正相应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桂南三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但仍然存在阅读不受重视、文化娱乐场所缺乏、集体文化活动少、部分文化活动缺乏吸引力等问题,需要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激发农民阅读积极性、创新农村文化活动开展形式、培育农村公共文化人物等方面入手,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地方戏剧在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变革中的价值——以广西平南牛歌戏为个案

地方戏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方式,对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意义重大。随着当下乡村文化生活因国家力量的逐渐退出由公共性、全民性、狂欢性转向私人化、小众化、日常化,以牛哥戏为代表的地方戏剧依托民间礼俗与民间力量的积极介入契合了这种发展趋势,使转型时期农村萎缩的公共文化空间得以激活,并渗入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建构出新的社会功能,实现自身繁荣,成为支撑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力量。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与合理介入,挖掘包括地方戏剧在内的传统文化样式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与农村文化建设

从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角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民间传统文化资源陷入荒芜的境地,农村文化队伍日益散落。这些方面导致了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衰落,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精神生活的空虚。重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对于克服农村生活的离散性,加强农村内部团结和文化凝聚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