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基于浙江省德清县的研究

在全国性制度的探索和完善过程中,地方经验往往能提供重要借鉴。浙江省德清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强化政府责任、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责是其基本经验。这对目前正在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德清实践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凸显出城乡一体化以及重构政府间职责尤其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农村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与最优政策组合

采用OLG模型考察了农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集体补助率、地方政府补贴率、基础养老金率和人口增长率对资本积累、人均消费和养老金的影响,并寻求政策变量最优组合。研究发现,提高个人缴费率会增加养老金;提高集体补助率、地方政府补贴率以及人口增长率下降都会增加资本劳动比、人均消费和养老金;提高基础养老金率会降低资本劳动比和人均消费而增加养老金。同时,最优的地方政府和集体补贴率随最优基础养老金率同方向变动。若最优基础养老金率不变,则人口增长率小幅变动会引起最优地方政府和集体补贴率大幅反向变动。根据影响方向和力度,应提高个人缴费率和集体补助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维持现有基础养老金率、相应提高地方政府补贴率,控制人口增长率。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与政策评价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实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也随即提上了发展日程。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脉络进行解读,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这一政策进行评价,分析政策遭遇困境的原因,重点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缺陷。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陷与国外经验的启示

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分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指出了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缺陷,并在总结西方国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路径优化——以山东为例

通过对山东省612位农村空巢老人的健康保障、生活管护、经济来源和精神慰藉等养老需求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的养老难题主要表现为:医疗需求旺盛但大病保障薄弱,管护需求迫切但各方照料严重缺位,急需经济保障但收入少消费低,精神困境突出子女社会慰藉少等。由于家庭中子女的缺位,农村空巢老人对健康、自理的要求尤为迫切。为此,应加快建立家庭、社区、国家和市场联动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考量——基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的调查

公共财政的缺位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退维谷尴尬局面的根源,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旧农保"的明显区别就在于财政的补位,亦即政府财政的强有力支持。2006年,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作为当时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作为"新机制农保"的八个县市之一,已在实践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财政学角度来考量仍存在一些问题。据此,提出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减少财政负担,创新基金管理动作模式等若干建议对策。

南京市农村敬老院公建民营运营模式的SWOT分析——以八卦洲敬老院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以江苏省南京市八卦洲农村敬老院为典型案例,运用SWOT模型,从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四个方面分析养老机构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为完善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以及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优势—机遇策略。

构建城乡统一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探寻——基于河南省9市553份调研问卷的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人们对养老服务需求也随之提高,与此同时城乡间的养老服务体系的不公平问题也愈加凸显。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应逐步提高社会养老服务水平,增强社会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和服务性;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城乡统一,增强社会养老服务的公平性和流动性。

保障水平视角下“新农保”公共投入优化研究

在对我国当前"新农保"公共投入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新农保"公共投入优化的多维视角及具体的优化方案。在"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基础上,增加地方补助养老金,实现"两账户"模式逐步转向"三账户"模式。"三账户"模式不仅可以相对明晰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投入责任,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参保个人的三方责任分担机制,而且没有破坏现行新农保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对制度进行优化和完善,制度转换的成本较低。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与政策工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关系密切,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历经三十余载发展与沉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覆盖面、保障支持水平、缴纳标准设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但与此同时,顶层服务体系不健全、资金供给能力待提升、智能化技术应用不佳、居民参保意愿不强烈等现实梗阻,严重阻滞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落实与推进。为此,应优化制度设计,提升顶层服务适配性;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强化长期稳定性;加强金融科技普及,提升业务开展便捷性;多层次升级运作模式,调动居民参保积极性。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研究

公民参与作为社会民主的重要内容,在全国逐次推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之际,也是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设的必经之路。文章从公民参与理论出发将农村居民及政府视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体,探讨其在制度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新农保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应对——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角度讲,新农保制度承担着确保广大农村人口能够切实享有养老保障权利的使命。而新农保制度运行过程中面临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等方面的多重风险。从社会养老机会均等化、标准均等化、结果均等化等要求出发,提出加大宣传力度、完善法律法规体系、重视制度的整合衔接、确保基金可持续等风险应对措施。

公共政策的制度梗阻——以闽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例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以闽西A村为例,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一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制度梗阻的原因,如农村养老社会化程度低、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低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等,进而从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政策宣传以及建立健全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去寻求对策以消解公共政策的梗阻。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机制与方案——基于充足、公平和可负担的综合分析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十年来,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未形成常态化调整,还不能有效抵御贫困风险,领取待遇的老年居民未能同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2018年《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适时提出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调整方案,其建议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稳定充足性、群体公平性和财政可负担。据此,文章选择消费物价指数、职工基本养老金增长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作为参数,分别设计"跟从国家贫困线趋势"和"跟从老年基本消费线趋势"两个方案对参数系数做了估值,提出了两个方案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机制。对比发现,经调整后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增长更稳定,且中央财政补助的负担变化不大。进一步,对调整机制随政策环境变化做了说明。最后,本文提出尽快明确基础养老金待遇调整基本原则和强化中央财政补助责任的政策建议。

农村机构养老PPP模式运行机制及路径探析

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加,但受制于养老资源城乡配置不均、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农村传统养老观念及社会资本参与度较低等原因,导致我国农村机构养老供需矛盾较大。缓解财政压力、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利用市场的力量。PPP作为一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其参与城市养老服务已取得较成功实践,但农村养老PPP项目仍是空缺。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农村机构养老服务及养老PPP模式应用的现状,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和相关支持政策,提出以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养老需求为导向,以政府兜底型、可行性缺口付费型、市场投资型为支柱,以收入分层机制、风险分担机制、激励相容机制、独立评估监督机制为指导,结合PPP模式运作规则设计出合理的多层次农村机构养老PPP模式具体实现路径,同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难以持续。基于最新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微观数据,本文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以"新农保"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对"家庭养老"的替代性。研究结果显示,获得新农保养老金收入的农村老年人,其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下降了大约32-56个百分点,然而,对于已经获得转移支付的老年人,并未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对他们获得的私人转移支付数额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社会养老"对传统"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但当前效果有限,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养老"模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

社会信任与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基于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的微观证据

基于2009年试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本文借助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社会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任水平对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比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居民高13.9个百分点。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构建了夫妻双方“对照—处理”拟自然实验场景,研究社会信任水平对夫妻双方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影响,结论再次支持是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而不是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导致了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差异。最后,本文将受访者的利他性评价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社会信任水平是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软环境,良好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

“新农保”使谁受益：老人还是子女？

评估新农保与家庭代际支持的互动关系是衡量新农保政策绩效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8年与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以及PSMDD等方法控制住老人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研究发现,新农保在增进农村老人福利水平的同时,对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有着显著的"挤出效应",老人领取的养老金在均值基础上每增加1元时,其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将减少0.808元;与未参保老人相比,2011年参保老人所获得的子女代际支持金额相对减少了587.1元/年,占同期领取养老金收益的62.4%。由此可见新农保的主要受益人是老人的子女,主要政策绩效是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

“新农保”提高参保农民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了吗?

作为中国政府近些年实施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政治效果?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利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法定领取年龄设定的外生性,使用断点回归设计估计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地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与直觉相反,"新农保"非但没有提升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反而显著降低了其评价。这一结果对不同的估计方法、模型设定、带宽选择均有很强的稳健性。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农保"推广阶段其保障水平较低以及推进方式伤害了家庭关系。此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公共服务供给与政府满意度间关系的认识。

走向共同富裕: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并构建反事实分解模型研究2010—2018年中国再分配政策的变化对收入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进一步强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改革在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机制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居民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果主要来自于其覆盖面的扩大,其次是养老金水平的提高。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变化的效果则主要来自于对低收入群体更好的瞄准和支付水平的提升。政策模拟显示,若进一步增加居民养老保险和公共转移支付支出,提高覆盖面比增加给付水平具有更强的再分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