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地区民俗体育发展的实然困境与应然出路——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以黔东南州台江、麻江、黎平等10个县为田野点,对其民俗体育的发展状况进行实地考察。结果表明现阶段黔东南民俗体育发展面临着生态土壤缺失、同质化现象严重、后继乏人、校园传承断层、旅游市场开发常态化受限等实然困境。基于此,我国民族地区民俗体育的发展进路应为:以创新为导向,营造民俗体育生存的现代空间;坚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着眼于文化赋能,服务于人的总体要求;加强对人的关注,构筑多元一体的传承、保护主体;精心布局,构建民间、校园传承的联动机制;与旅游景区联姻,实现反哺保护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的内蕴价值、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跨境电商能够提升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效率,重铸农产品生态圈,增强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经济链条化高质量发展。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目前面临着农业产业链基础薄弱、供应链和物流体系不通畅、标准化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应加大扶持力度和政策保障、建设完善的供应链和物流体系、打造优质安全的产品品质链、强化贸易信用体系建设和金融服务、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以推进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符号学视角下传统川西林盘的现代转译

自我国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来,许多人逐渐意识到乡土作为人与自然联系最真实的纽带,是人们稳态的物质基础和宁静的精神力量来源。乡土民居作为农村人生活城市人体验的重要载体,成为建筑师的重要研究和设计对象。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奖者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更是为传统乡土民居元素在当代建筑的运用提供了国际视野和世界潮流的引导。基于此,采取转译设计理论这一从符号学中提取出来的最为基础的方法论,用格物致知的态度,从传统川西林盘中的林盘文化和川西民居,分析其与现代乡土民居建筑有关的建筑材料、色彩、结构、装饰、基本功能及空间组合,理解并尝试总结与传统民居元素有关的代表性建筑设计的乡土民居元素再生设计手法与表现意境。

“场所”重构与“消费”重构:乡村旅游消费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乡村旅游业发展简史,可以发现,“农家乐”和“洋家乐”是两类具有典型性的消费产品形态,而“关于乡村消费的性质,需要置于乡村消费方式持续变化的情境之中加以探讨”。基于消费社会学关于旅游和消费的论述以及在四川、浙江的实地田野调研,着重从“场所”重构暨“消费”重构角度揭示了乡村旅游类别化产品的体现方式(外形和含义),进而结合旅游业发展新态势,提出更有助于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A县为例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作用。从理论逻辑上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存在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两者协同推进需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本文以集“老、少、边、山、穷”于一体的典型代表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A县为例,探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制约因素,并从夯实发展基础、做大做强产业、实现人的全面振兴、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提升易地搬迁质量等方面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探讨

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推动南部边境脱贫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衔接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政府在衔接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发现,尽管政府在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发挥了制定政策规划、提供资源投入和组织主体力量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依然面临着衔接政策困境、衔接执行困境、衔接群体困境和衔接环境困境。对此,南部边境脱贫地区的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实施政策,通过革新思想来增强基层政府执行人员的能力,加速市场改革、提高农民对衔接的参与认同,明确自身定位和重构价值理念的途径来克服困境,从而提升政府在衔接中的作用。

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特征、历程与展望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本文全景式展现了中国乡村振兴的基本特征,深刻阐释了中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系统梳理了中国乡村振兴的实践历程,真实立体地展示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取得的阶段性重大成就。乡村振兴为中国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实践路径,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继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建设数字乡村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积极完善乡村振兴法治体系、深化城乡融合发展,谱写建设农业强国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