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干部心理契约实证分析

组织中的心理契约即在组织与员工的互动关系中,组织与其成员双方感知到的应该为对方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它包括"组织对员工应承担的责任"和"员工对组织应承担的责任"两个方面。本文研究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心理契约关系,首先在访谈和多次预试的基础上编制了一套"中国农村基层干部心理契约问卷",然后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对农村基层干部心理契约进行了探讨,首次提出了反映农村基层干部心理契约内部结构的六维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心理契约状况可划分为3组:"单一对应型心理契约组","双低型心理契约组","双高型心理契约组",其中"双低型心理契约组"成员占全体调查对象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表明目前相当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与组织关系处于松散乃至断裂的不良状态。论文还探讨了影响干部心理契约的个体与组织因素。这为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改进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借鉴。

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乡村振兴与乡镇党政干部的流动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与乡村振兴先后作为解决基层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决策而提出,对作为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及其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多的任务。这也为乡镇党政干部原本就比较频繁的流动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乡镇党政干部的向上、横向与向下流动,都会产生多重的正负效应。为此,县级以上党委政府需要加大对乡镇党政干部的激励措施,同时鼓励干部向下流动到村社,因地制宜地领导和推进乡村振兴。在治理下沉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镇以上党政干部的向下流动既需要完成治理与振兴的任务,又需要解决基层政府日益沉重的乡村社会管理成本问题以提高资源投入的边际效应,还需要达到重塑乡镇政权政治权威与政治信任的目的。而随着“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逐步形成,下沉的党政干部也需要在乡村社会完成从“进场”到“在场”再到“退场”的转变。

精英再造:村级干部人才培养的逻辑与功能

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村级干部人才培养的实质是新时代乡村精英的再造,是基层政权主导下乡村精英的更替与重塑。通过干预乡村精英的流动和再生产,有利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村级后备干部人才储备,造就一大批产业致富带头人。借助于村级干部人才培养工作,基层政权亦能够进一步密切与乡村社会的关联,及时吸纳乡村社会的新兴阶层,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新形势对农村干部素质提出的新要求

文章指出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条件:过硬的理论水平,强烈的法治意识,突出的协调能力,健康的体魄心理及创新的工作作风。

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全国6省11村的调查

从项目体制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和破解之道。以举债为主要模式的项目筹资配套政策是诱发新村级债务的制度原因;村民"无责任的发展欲"是造成新村级债务的村庄原因;村干部经营项目谋取私利的行为是造成新村级债务不断膨胀的核心动力;乡村利益共同体是导致村务和村级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失效,从而造成新村级债务失控的深层原因。在以上4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村级债务的出现和日益膨胀便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适当调整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的输送方式,加强村务和村级财务的相关制度建设,以及提高农民对村务、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破解新村级债务的关键举措。

农村干部健康水平监控体系的构建与运行

农村干部健康水平监控体系的构建与运行以中国现阶段的体育核心价值观和新农村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求为理论基础,以当前农村干部的体育活动现状、健康状况、生命质量为实践基础。农村干部健康水平监控体系由5个子系统构成,监控体系的运行方式主要包括确定目标与明确目标责任、建立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统计与测量、评价、反馈与调控5项工作。

青海省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以黄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农牧区基层党组织既是农牧区工作的领导核心,也是党与群众、政策与实践之间最重要的"链接点"。青海省黄南州特殊的经济环境及文化社会环境使得加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尤为必要。本文分析了黄南州农牧区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村干部产生方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开展的影响——基于三个村庄土地问题处理方式的考察

农村协商民主开展需要有适宜的环境条件,村干部的产生方式对创造协商民主开展的条件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影响协商民主主体间平等关系的形成,进而影响协商民主的真实度;能够影响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能够影响参与者素质的提升。党和政府可以通过不断完善村民选举,理顺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来推动农村协商民主的开展。

密切农村基层干群关系研究——基于10省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库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民的满意度为干群关系密切与否的评价标准,借助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的四个维度——便民程度、服务态度、民主作风和廉洁勤政各自在干群关系的形成中的作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居民对基层干部的贪腐情况最为关注,而回归模型表明干部是否勤政称职对干群关系的影响最大,这说明"廉洁勤政"这一维度是新时期密切农村基层干群关系的关键所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村级微权力腐败治理探析

村级微权力腐败具有损害群众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阻碍基层组织振兴、污染农村社会风气等危害,因此研究村级微权力腐败的治理极具现实意义。当前,部分地区村级微权力腐败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糟粕成分的影响、治理体制的矛盾、法治体系的不完善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为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破解我国村级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角度入手,强化干部信念、改革治理体制、推进涉农立法,形成监督合力,以“零容忍”的态度根治村级微权力腐败问题。

乡村学校中层干部的职业倦怠及其化解

当前,乡村学校中层干部职业倦怠的现状是无力、无为、无忌、无求,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而言是非常有危害的。究其原因在于学校环境不够理想、管理工作过于繁重等方面。为此,需要采取诸如强化对乡村学校中层干部素质的培养、促进乡村学校中层干部的自我调适、积极构建乡村学校中层干部提升的平台等措施。

20世纪80年代初五原县农村基层干部经济责任制探究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转型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管理方式上面临着新的挑战,其弊端日益暴露。五原县①在大力推进农村改革过程中,建立了干部经济责任制,它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干部管理方式改革的重要举措,同时为农村基层干部管理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农村改革及干部管理方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能否改善村庄治理绩效——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动监督下沉、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已成为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基于2019年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中国乡村地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众监督模式——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治理绩效。实证分析发现: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显著改善了村庄治理绩效,表现为村民对村干部的满意度和对规章的遵从度的提升。采用工具变量等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回归结果依旧稳健。规范村庄财务管理、提升村民村务参与度是通过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提升村庄治理绩效的关键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务监督委员会设立带来的村庄治理绩效具有持续性。平均而言,村务监督委员会设立年数每增加1年,村民对村干部的满意度会提升0.3个百分点,对规章的遵从度会上升0.6个百分点。本文为自下而上监督模式的有效性提供了来自村一级的经验证据,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部属事业单位中层干部队伍建设研究:要求、挑战和路径

农业农村部所属事业单位是部机关职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干部队伍尤其中层干部队伍的建设,是打造新时代三农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部属事业单位中层干部队伍建设需求形势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中层干部队伍应具备的“三种意识”,即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决议的意识、形成工作合力的意识、站在群众立场推动工作的意识;指出了相应干部工作的挑战在于能否做到“三个结合”,即政治素质与专业素质建设的结合、专业性与综合性提升的结合、分类培养与导向引领的结合。最后,本文提出了部属事业单位中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