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村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农村不同阶层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农村不同阶层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各阶层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存在着显著差异,对土地依赖程度低的阶层其土地流转的速度快,流转规模也大;其次,农村各阶层构成特征、对土地价值的认知和土地流转的动机是影响其土地流转速度与规模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吗

李强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结构。本文不同意李强教授的结论。文章认为,当前中国存在一个保护型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一体制使得中国社会结构具有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性质。中国不是倒丁字型结构,而是类纺锤型结构。中国社会结构是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凭借。"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概括与事实不符,由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所推论得出的政策建议倒果为因,可能对中国进一步的改革造成误导。

当前我国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使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农村发展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进,以推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本文着重对当前我国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探析。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目前,人们对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仍然争论不休。作者引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变量对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进行检验。用2006年的"全国城乡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Ologit回归中采取解释变量梯次引入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变化、收入公平、社会阶层认同状况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且这种影响有显著的城乡差异,收入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的结论是,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中国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状况和程度显著不同。增加居民收入并提高收入的公平性,改善公共卫生医疗和城乡居民社会管理参与状况,对增强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阶层分化与农民层级迁移

"乡—城"迁移假定农民由乡村向城市迁移,这一假定遮蔽了实践中农民迁移方向的多元性,阶层分化是基本影响因素。以武陵山区龙马乡为例,田野调查发现公共品供给贫困,农民普遍要求迁移。然而实践中农民迁移路径受制于农户拥有的初始资本和可持续生计来源,不同阶层农民的迁移路径呈现层级性。农民迁移在目的地上表现为从城镇、中间集镇到中心村的地域层级,各迁移路径性质分别是非农化迁移、过渡性迁移和农村内部迁移,这种农民迁移实践可以归纳为"层级迁移"。层级迁移是农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迁移基本规律。

浙江传统型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对嵊州长乐镇尤家村的调查与分析

在当前中国农村非农化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已逐渐分化为不同类型的村庄。本文以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尤家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为主兼以个案访谈为辅的实证调查,就传统型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特点对农村社会整合带来的挑战进行研究,并对传统型农村社会分化背景下的社会整合提出合理化的对策。

转型期农村不同社会阶层及其体育参与的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资料和比较研究法,对福建省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基本特征、体育参与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体育参与程度与农村社会阶层的工作性质、收入水平、自身文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宁波农村社会阶层变迁与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域经历了并还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关系、所有制的调整,宁波市农村社会阶层发生了根本而又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影响了农村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参与。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变化给农民政治参与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民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变化。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农村

以安徽省当涂县为例,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说明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形成农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在我国农村人口仍占60%以上的社会中,形成现代社会结构的重心在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因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

对当前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探析

改革前的农村社会结构是均质同构的。改革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区域的不均衡性、群体内部差异性和阶层意识的逐渐增强。为此,政府需要调整农村政策、改变城乡二元格局,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合理分化。

以农村阶层分化为基础的土地保障研究

在农村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土地除了充当生产要素外,还发挥着对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制定土地乃至农村各项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土地的保障功能,这关乎到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文章试图利用贺雪峰提出的五个农村阶层分析土地对于各个阶层不同的重要程度及保障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个阶层提出有关土地及社会保障的建议,以满足农村不同阶层差异化的保障需求。

社会网络结构、主观阶层地位与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参与——以垃圾分类行为为例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长期严重缺位,提高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尤显重要。以农村垃圾分类为例,基于自我中心网络的结构特征,探索社会网络和主观阶层评价对村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主观阶层地位不仅对村民垃圾分类行为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即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和在网络中更中心的位置能提升村民的垃圾细分程度,村民的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其垃圾细分程度也越高。更重要的是,主观阶层地位与社会网络在对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中起互为中介的作用。建议从村民主观阶层地位提升和社会网络构建方面来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与经济阶层差异——以山东省S市农村调查为例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急速推进,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比城市更加严峻。本研究以山东省S市的农村调查为例,以农村老年人家庭拥有耐久性消费品的指标为切入点进行经济阶层划分,将调查地域经济水平不同的三个村老年人经济阶层的差异进行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考察。调查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水平与经济阶层密切相关,因经济阶层的差异而显著不同。随着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特别是男女经济下层老年人的养老正陷于崩溃的边缘。

新社会阶层参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境遇和理路论略——基于重庆市的调研

统筹城乡发展是国家战略也是重庆发展大计,新社会阶层参与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是机遇与担当共同作用的体现。当前,新社会阶层参与重庆统筹城乡发展还面临一定的挑战,既有地域困境,也有现实问题。要在结合新社会阶层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谋划其参与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路: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增强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前提;立足实际、积极作为,找准切入点是关键;履行责任、注重实效,为改善民生服务是目的;政府引导、各方监督,构建长效机制是保障。

农民分化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的农户调查数据

农民分化的类型和程度导致农民对宅基地的功能诉求产生差异,进而对其宅基地退出中的补偿模式选择意愿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582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在受访者中,有24%的农民选择货币化补偿模式。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宅基地退出补偿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户主的空间流动、年龄,学历是否为高中及以上,家庭人口数、子女中是否有男孩对货币化补偿模式选择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用以度量收入分化的非农就业、家庭年收入、是否在城镇中拥有住房等变量,以及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货币化补偿模式选择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农民分化对货币化补偿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存在收入效应。

群山格局:社会分化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成员结构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转型中,农村社会成员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农村社会成员在横向上分化为多个并列的派系,在此基础上农村社会建构起了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性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成员在纵向上分化为若干地位不等的阶层,在此基础上农村社会建构起了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形成了山峰状的阶层结构。农村社会成员结构是分派结构与分层结构的有机结合。受分派和派系竞争的影响,分层结构将不同程度地"扁平化";受分层和阶层博弈的影响,分派结构将不同程度地"等级化"。在分层与分派两者结合的视野下,中国农村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群山格局。其主要特征是:(一)上层精英因派系因素的影响而分裂为若干利益集团,展开竞争;(二)下层群众因受分层和分派双重因素的影响,处在若即若离、聚散不定的状态;(三)阶层博弈因受派系竞争影响而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