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

社工站建设本是基层现代化治理进程中的重要产物,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长期对众多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实地调研和对站内社工的访谈,可以看出,当前社工站建设呈现出“急需求、重建设、弱发展”的基本处境。其中,人才管理和服务机制不完善是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的重要困境,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站点建设中的发展性需求。而在本土语境下,为了更好地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保障公共财政制度的经费、通过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站点的专业化和独立自主性、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跨时空发展是未来可行的重要实践面向。同时,从顶层设计、主体定位、内生动力、培养机制等方面展开路径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工站建设的现代化转型,达到提质增能的效果。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工站在海南基层治理中的价值研究

社工站是近年来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形式,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本文简单阐述了社工站介入基层社区服务的方式,分析社工站助力乡村振兴的意义,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社工站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服务模式探析——基于武汉东湖高新区的案例研究

乡村地区一直是我国区域发展中的短板,面临着青壮人口外流、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等发展困境。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社会工作作为一项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职业活动,具有广泛的民生导向和人文关怀,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的结合尚存在一定的困境,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融合与协同发展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聚焦武汉东湖高新区滨湖、龙泉街道,阐述社会工作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旨在探索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契合关系,分析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价值。

乡镇(街道)社工站承接组织的行政转型——以南京江宁区社工站承接组织为例

社工站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民政服务综合平台,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南京江宁区乡镇(街道)社工站调研,发现江宁区社工站大多由政府购买方式交给社会组织运营,服务型社会组织在运营过程中出现角色迷茫、日常服务超负荷、人力和资源失调、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乡镇(街道)社工站承接组织调整定位,从服务下放、资源统筹、人才和组织培育、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完成行政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乡镇社工站推动乡村公共价值合作生产的过程与机制

乡村公共价值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紧密相关,是乡村振兴的必要基础。合作生产模式以多元主体的全程参与为核心特征,旨在将服务对象转变为合作生产者,走出“有公共无价值”和“有价值无公共”的传统困局,实现价值共创。通过对广东、湖南二省八个乡镇社工站的实地调研,本研究发现乡镇社工站在乡村公共价值的合作生产中,通过打造识别-诱导、磋商-引导、赋能-合力与公益-兜底机制,进而实现多元主体在价值表达、聚合、转化和评估等环节的全程参与。多元主体的合作生产满足了乡村公共服务需求,减少了城乡间的主客观差距,进而生成乡村公共价值。这表明,合作生产是构建乡村公共价值的高效集约途径,它既能体现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也能科学精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整合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和群众路线的制度优势的可靠方式。

乡镇社工站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探索

为探索乡镇社工站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推动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和服务运行机制创新,推进村民自治,推进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推进乡村守望互助,增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推动农村社会建设的现代化。该文对乡镇社工站建设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进行探索,认为要加强乡镇社工站建设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需要加强乡镇社工站管理服务,完善制度体系,释放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活力,提升服务能力,并提供精准服务,拓展服务乡村发展崭新渠道。

乡镇社工站建设中的领导注意力分析

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社会组织的发展与领导注意力密切相关。乡镇社工站作为一种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广受关注的农村基层社会服务组织,正在吸引基层政府的注意力并在各地渐次兴起。本文以雨露机构的社工站建设为案例,从纵向发展历程和横向发展类型两个维度剖析乡镇社工站建设中的领导注意力现象。从纵向发展历程看,对应领导注意力经历个体重视、群体推动和制度建设三个阶段,乡镇社工站亦走过零星出现、逐渐扩散到规范发展三段历程;从横向发展类型看,依据注意力主要来源于上级主管机关民政部门还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不同,乡镇社工站的领导注意力可分为以块为主的紧密型、以条为主的疏离型以及条块结合的联动型三种类型。研究显示,唯有实现持续的制度性注意力吸引和条块结合的注意力联动,乡镇社工站方可获得持续稳定发展。为此必须内外同时发力,一方面必须提高相关领导对社工站建设的认知,另一方面社工行业务必在乡镇社工站建设事业中做出实效。

构建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社会工作何以可为——以福建省L村为例

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是应对乡村治理挑战的重要方略,也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指向。福建省L村的案例展现了乡村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及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面对乡村治理主体薄弱、治理行动缺乏、共同体衰落的问题,社会工作通过视角转变、意识激活和再组织化,实现治理主体的激活;通过资源整合、机制建立、示范带动,激发多元主体的治理行动;通过情感连接、利益连接、文化连接,实现关系网络的连接。激活治理主体、激发治理行动、连接关系网络的实践过程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路径参考。

“服务型”治理视角下海南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设计与运作模式研究——以五指山市乡镇社工服务站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推动农村基层组织、人才、文化等五个方面的振兴,就要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从而实现基层农村社区传统行政性治理向现代服务型治理的转变。本文通过分析五指山市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建站及运作过程、服务内容设计、实务开展及未来展望等,总结了社工站运营管理、人员配置、服务督导及“以社工站为平台、以个案救助为焦点、以社区发展为目标”的专业服务等农村社工站建设运行模式,探索服务型治理在基层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模式与治理成效,通过上述研究,达到完善海南基层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助力海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落地的目的。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镇社工站的“悬浮”困境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为减轻基层政府治理负担,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在相关政策引导下购买社会服务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当下基层乡村治理新方式。基于M市6个乡镇社工站的调研发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任务与行政负担并存,乡镇将一部分繁重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乡镇社工站身上,任务转移并未实现权力下放,基层政权仍“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基层服务也“悬浮”于村民之上。由于乡镇社工站缺乏治理自主权,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较依赖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呈现出“脱嵌”的乡村治理形态。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赋能乡镇社工站,以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破解当下乡镇社工站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资源悬浮与服务悬浮困境。

乡村振兴下乡镇社工站“三位一体”路径的探究——以广西X自治县社工站为例

乡镇社工站本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下的产物,用于解决社会治理和服务下沉到基层的问题,但在其推进的过程中,乡镇社工站的运行出现结构性、社会性困境,致使乡镇社工站涉及的三大主体(服务购买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未能形成闭环,进而导致乡镇社工站建设走向“内卷化”。因此,文章尝试对三大主体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在引入村委会、本土人士、新乡贤等新力量的作用下,探究建立“三位一体”的结构与路径,解开乡镇社工站人才队伍建设出现的内部矛盾,推进乡镇社工站进一步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