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研究——以成都平原J村为例

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J村是成都平原城乡深度融合的代表,文章基于职业维度将J村村民划分为十大阶层,发现J村阶层结构呈现出以往农村中没有的“梯形”形态,这是城乡深度融合下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中间形态。数据分析表明,J村村民收入差距较为悬殊,不同阶层内部存在不同的收入差距;阶层代内流动强,代际传递作用弱,与全国农村阶层相比较,J村阶层结构更合理。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促使J村阶层结构开始变迁,在改革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市场环境,发挥村落动能,在作为外部因素的政策牵引和市场环境的拉动作用,与作为内部因素的村集体动能和村民个体动能的推动作用下,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促成J村社会阶层结构良性变迁。文章首次提出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可能丰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过渡形态。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制约因素分析及预测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利用2009—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农村社会阶层的12个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财政支农政策、城镇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投入水平、产业结构、从农人员教育程度和农业劳动产出率等因素是制约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在分析基础上,使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预测2013—2016年农村社会阶层的人口比重,表明我国低社会阶层比重大的局面逐步调整,向良好态势发展。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动态表征与形成机制——以广东惠州上良村为例

随着中国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绅士化现象成为学术与现实关注的热点之一。文章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东省惠州市上良村为例,试图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动态表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绅士化的过程吸引了不同阶层主体的加盟,政策、资本和相关利益者共同推动乡村阶层发生重构,形成了"经济驱动型""被动参与型""生活方式型"和"支持鼓励型"多阶层模式,呈现出混杂性和临时性的阶层表征。(2)乡村绅士化带来自然、文化与政治景观的多维变迁,融合了多重主体意志的乡村景观呈现出既是城市又是乡村的杂糅状态,进而使本地村民产生了地方和身份的困惑。(3)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限制了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土地的争夺成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多重主体利益博弈的核心,也成为乡村绅士化阶层与景观动态表征背后的解释机制。研究丰富了乡村绅士化的内涵与外延,为理解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管理实践指导。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的文化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属于外延式发展,解决了办学条件和显性辍学问题,但无法解决大量存在的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发现其根源在于:学生和家长在"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主动放弃教育,现代城市文明的吸引使农村学生疏离农村向往城市,这导致了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的主动性;学校主流文化与农村学生携带的劳工文化、乡村文化之间的冲突从内部增加了农村学生取得良好学业成绩的难度和产生厌学情绪的可能性,这导致了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的被动性。消除农村学生隐性辍学需要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在全社会和学校教育过程中建立各阶层文化、城乡文化之间平等、共生的关系,基于农村学生原初的直接经验,重建学校文化结构。

农村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农村不同阶层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农村不同阶层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各阶层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存在着显著差异,对土地依赖程度低的阶层其土地流转的速度快,流转规模也大;其次,农村各阶层构成特征、对土地价值的认知和土地流转的动机是影响其土地流转速度与规模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吗

李强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结构。本文不同意李强教授的结论。文章认为,当前中国存在一个保护型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一体制使得中国社会结构具有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性质。中国不是倒丁字型结构,而是类纺锤型结构。中国社会结构是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凭借。"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概括与事实不符,由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所推论得出的政策建议倒果为因,可能对中国进一步的改革造成误导。

阶层分化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CGSS 2010的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不到1/10的农民已经实现乡城永久迁移,接近1/10的农民有乡城永久迁移意愿。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白领阶层农民已经永久迁移和有永久迁移意愿的比率均最高,蓝领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次之,农业劳动者阶层最低;主观阶层、阶层流动预期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主观阶层等级越高,阶层流动预期越好的农民永久迁移意愿越高。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设计应改善蓝领阶层的生存环境、加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农民进入白领阶层的渠道,以推进农民的城镇化进程。

农民居住形态与阶层分化:浙江例证

在浙江农村的调研发现,在乡村工业化和农民就业非农化的背景下,农民居住形态呈现空间区隔化,这体现了阶层分化并且进一步型塑了阶层分化再生产。农民居住区隔形成的具体机制包括:权力的空间化,即宅基地的指标化运作和有偿分配机制;资本的空间化,即村庄内部私下交易土地和富人阶层的土地经营性。宅基地的资本化运作满足了富人的需求,压制并排斥了贫弱阶层的居住需求,阶层分化再生产因此形成,其产生过程包括:村庄阶层间经济收入持续扩大;村庄底层家庭再生产陷入困境;阶层认知心态的确认。因此,在空间转型中,应当更加关注村庄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其合法居住权利,实现空间分配正义。

农村就业市场的分层性——对华北一个村庄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社会学的方法 ,对华北一个村庄改革开放后近 2 0年的农村人口流动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发现村中的人口流动并不单纯是向外流动 ,而是表现为有出有进的双向流动。通过了解村中外来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 ,发现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会导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也存在分层性——人们的就业愿望和选择能力是有层次性差异的。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农民较之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民就业要求高一些、选择就业的范围大一些。而由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存在以及其它一些因素 ,劳动力就业市场又是分割的。两种方向的人口流动互相影响 。

农村阶层分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农村已经开始出现阶层分化 ,在农村的阶层分化打破了中国农村的孤立与隔膜状态 ,消解着农村社会的传统属性 ,影响着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思路 ,对中国的某些制度与观念也形成了挑战。

当前我国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使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农村发展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进,以推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本文着重对当前我国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探析。

农民阶层分化视域下农地三权分置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原有的两权分置模式已滞后于生产力水平,并掣肘农民阶层优化。三权分置改革实现了经营权的完整性,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使得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可以得到良好的组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民阶层优化。但与此同时,由于三权分置改革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与生产力状况和农民土地权益诉求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而必须加强底层设计,充分结合农民不同阶层诉求制定相应的配套机制,预防因政策执行扭曲带来的系列风险,进一步推动农民阶层结构优化,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当代中国农村分层现状及其对策探析

摘要: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现状出发,把农民分为八个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并对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进行分析归纳。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依法治国的力度,完善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加快阶层整合,构建和谐社会。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分化与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

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阶层分化并存的双重分化特征,由此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变化,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它有利于劳动力要素按照其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其在区域和城乡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和中西部地区对其的承接,为我们继续保持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力并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便利,最终有利于改变我国传统的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这些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最终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完善。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目前,人们对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仍然争论不休。作者引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变量对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进行检验。用2006年的"全国城乡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Ologit回归中采取解释变量梯次引入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变化、收入公平、社会阶层认同状况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且这种影响有显著的城乡差异,收入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的结论是,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中国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状况和程度显著不同。增加居民收入并提高收入的公平性,改善公共卫生医疗和城乡居民社会管理参与状况,对增强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土地流转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研究

土地流转是发生在农村中的一次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调整过程,因此,土地流转必然影响着农村的阶层分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土地流转影响着农村的职业分层、经济分层和主观分层;其次,土地流转重塑了农村阶层结构,丰富了农村阶层体系。

家庭人口禀赋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西部县域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N县儿童生存与发展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家庭人口禀赋对中国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于男性群体,家庭人口禀赋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强,子女年龄和配偶家务支持有正向影响,向父辈的家务支持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禀赋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流动经历群体间存在差异,女性的近期流动和县外流动均会增加其劳动参与的概率,而配偶的流动距离则会负向降低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据此,释放性别红利、促进农村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拓宽个体就业选择,从增强家庭人口禀赋着手,充分发挥配偶与社会力量,创新养老与抚幼方式,宣传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营造公平竞争的劳动环境。

阶层分化与农民层级迁移

"乡—城"迁移假定农民由乡村向城市迁移,这一假定遮蔽了实践中农民迁移方向的多元性,阶层分化是基本影响因素。以武陵山区龙马乡为例,田野调查发现公共品供给贫困,农民普遍要求迁移。然而实践中农民迁移路径受制于农户拥有的初始资本和可持续生计来源,不同阶层农民的迁移路径呈现层级性。农民迁移在目的地上表现为从城镇、中间集镇到中心村的地域层级,各迁移路径性质分别是非农化迁移、过渡性迁移和农村内部迁移,这种农民迁移实践可以归纳为"层级迁移"。层级迁移是农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迁移基本规律。

浙江传统型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对嵊州长乐镇尤家村的调查与分析

在当前中国农村非农化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已逐渐分化为不同类型的村庄。本文以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尤家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为主兼以个案访谈为辅的实证调查,就传统型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特点对农村社会整合带来的挑战进行研究,并对传统型农村社会分化背景下的社会整合提出合理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