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风险指标体系构建

目的构建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风险指标体系。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半结构式访谈、实地调研、专家咨询及层次分析法,确定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风险指标及各指标权重。结果2轮专家咨询问卷回收率分别为100%、94.1%,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918、0.928,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201、0.242(均P<0.05)。最终形成的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风险指标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78个三级指标。结论构建的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风险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合理性,可为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风险识别和应对提供参考。

农村金融联结风险与法律规制:问题与对策

农村金融联结作为金融支农的重要手段之一,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契合。我国农村金融联结中面临着模式风险、契约风险和信用风险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农民贷款难、流程繁杂的现象也长期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金融联结相关法律的滞后性、风险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农村信贷体系和担保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农村金融联结合同条款、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完善法律监管制度等举措对于保障农村金融联结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为我国农村金融联结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生计风险—抵御力耦合视角的四川省乡村地域时空分异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科学识别乡村地域发展的不同类型并探寻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振兴路径,是推动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该文从乡村生计系统“风险性—抵御力”二维视角构建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00—2020年四川省乡村耦合协调发展时空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四川省乡村生计环境风险性指数先升后降,自然环境风险是决定生计环境风险的主要因素,各地区风险等级变化不大,川西高原地区最高,川西平原和盆中丘区较低;②生计资本抵御力指数呈持续上升态势,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步成为决定乡村地区抵御生计风险的关键因素,低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川东丘区、甘孜州大部及凉山州乌蒙山区;③生计环境风险性与生计资本抵御力耦合协调水平逐步从“轻度失调、濒临失调”水平转向“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水平。基于四川省乡村地区生计系统风险和抵御力的类型和变化特征,提出推动乡村耦合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分区优化策略。

基于系统风险格局识别的乡村产业韧性布局研究——以大运河天津段乡村为例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我国乡村产业自适应、自组织、自协调与自恢复能力持续下降,产业风险“外部胁迫加剧—内生动力弱化—治理机制滞后”等系统化特征凸显,空间异化程度加深。研究提出了基于“风险源—风险受体—风险治理机制”结构的乡村产业系统风险评估方法,通过大运河天津段乡村的多源数据解析,识别乡村产业风险格局特征并提出基于风险治理的乡村产业韧性布局策略。研究表明:大运河天津段乡村产业的系统风险呈现“高低交错+多元驱动”的空间异化特征和“低风险均衡型+单一高风险型+多风险并存型”的聚类规律;近郊乡村风险源压力较大,远郊乡村的风险治理机制建设相对滞后,风险受体状态主要与农作类型、非农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组织建设及资源承载能力有关。研究针对风险的空间分异及聚类特征,通过统筹乡村产业的风险源控制、风险受体优化、治理机制建设等路径,提出乡村产业“外源协同—内生培育—机制响应”的系统韧性布局策略,为实现乡村产业系统风险的长效治理提供相关借鉴。

成“链”补“缺”:乡村研究领域的复杂系统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乡村发展问题是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系统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文章首先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解析国内外乡村“人地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乡村系统治理”的系统研究演进脉络,发现CAS、SES等复杂系统理论在乡村系统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进而解析乡村复杂系统研究的前沿成果,总结既有研究存在“重微观、轻宏观”“重策略、轻实施”“重单一视角、轻城乡互动”的局限性,识别未来乡村系统研究的重点内容为系统风险识别与系统韧性治理,发展趋势为成“链”补“缺”:即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乡村风险与韧性研究进一步融合,形成从系统风险识别到韧性治理的全过程研究链条;补足既有缺环,加强宏中观尺度的乡村系统研究、推动策略的空间落地实施、统筹城乡的系统风险防控与治理。

加强村镇银行支付清算系统业务连续性管理的思考

加强辖区支付清算系统业务连续性管理,维护清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是基层央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对防范支付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延边州中支工作中发现村镇银行在清算系统风险防控、突发事件处置、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为防范和化解风险,本文对州内村镇银行清算系统业务管理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进而提出工作改进建议和意见。

新农合制度推行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规避

2003年开始的新农合试点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医疗机构过度治疗、监管缺位、农民能否持续参保的风险等。文章根据上述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提出应该做好机构和资金的监管;让农民充实到监管队伍中;依托乡镇卫生院,降低农民的疾病负担成本以及加快实现适宜技术和临床路径在县、乡镇医疗机构的推广和应用,以期获得新农合制度的长期健康发展。

收支增长不同步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风险的影响

通过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开展后基金收入与支出的变化地分析,揭示由于基金收支增长不同步对新农合运行带来的风险。提出用相对筹资额代替绝对筹资额,建立定期调整新农合筹资额度机制,强化医疗机构监管策略,控制医疗费用增长,降低基金运行风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道德风险分析及控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参合农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费和定点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行为,新农合中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在于参合农民的理性经济人特性和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特殊性,为保持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其中的道德风险采取控制措施:要加大宣传,引导参合农民合理就医;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和对定点医疗机构评价机制;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革付费方式;加强管理和监督。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与运用

新农保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对新农保制度面临的风险大小进行评估,反映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从制度建立和运行程序上来看,新农保风险包括制度设计风险、筹资风险、基金投资风险、操作风险和给付风险。从这五个方面选取合适的指标可以建立起新农保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可以确定出各指标的权重。新农保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的关键是新农保风险评估标准的确定以及指标实际风险值大小的判定。

对乡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及存在问题的反思——以禽流感的风险应对为例

禽流感事件的发生使国家力量重新进入到乡村社会中,整顿了乡村防疫体系,极大提高了乡村防疫能力,但是乡村防疫体系还是存在乡村卫生防疫体系的不完善、信息系统的落后等根本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一方面打破国家"进入—退出—进入"乡村防疫体系的恶性循环,避免国家承担过多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克服乡村社会对国家的依赖而丧失其自治能力的困境。这就要求在乡村风险管理主体上,实现由国家本位向乡村社区自治型转变;在风险管理实践上,实现由纯公共物品提供向明晰公共物品产权转变。

对建立全国统一模式农户信用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

建立全国统一模式的农户信用风险评估体系是今后我国征信工作的发展趋势。分析当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及农户信用风险评估工作中的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并通过建立组合预测模型尝试克服现有信用风险评估模式的缺点,为构建符合国内实际情况的统一信用风险评估模式提供思路。

新形势下加强农村金融风险防范的制度建设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也开始显露,并成为制约当前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一大障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完善农村金融风险防范的制度体系,意义尤为重大。基于此,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分别从微观风险预防、宏观风险监控和历史包袱化解三个角度,提出了加强农村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建设的具体思路:健全农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建立与农村金融业信息化状况相适应的预警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信用制度体系;提供法律政策支持,设置专门机构处置农村金融不良债权。

把握农村居民就医经济风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方案研制思路之三

运用风险管理学和保险精算学的基本原理,借鉴流行病学相对危险度的概念,明确了从风险概率、风险损失额、就医经济风险相对风险度等方面定量表达农村居民就医经济风险的思路与步骤。该思路与步骤可以用于测量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人群的就医经济风险分布,有助于明确新农合应重点关注的人群,并为新农合方案研制、筹资测算、方案评价与修正等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降低就医经济风险的作用

目的:该文旨在探索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称新农合)的实践中如何运用就医经济风险测量方法。方法:运用某地数据进行示例分析,计算就医经济风险评议关键指标RR值和校正RR值,以此量化风险及其变化。结果:通过该方法,可以在明确风险分布的基础上,明确新农合的工作重点;通过比较新农合补偿前后风险的变化,为新农合方案的合理调整提供依据;明确就医概率、费用及风险之间的动态关系,为筹资费率测算奠定基础。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风险因素及其应对策略探析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2009年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政府的主导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本文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外部和内在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剖析,以期为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提供风险管理方面的理论参照,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本文认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因素包括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高龄化、城镇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其他养老保障制度的弱化;内在风险因素则包括制度设计风险、个人的筹资风险、财政的支付风险、投资性风险和管理性风险。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探索

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各种社会风险严峻考验着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诸如制度不健全且缺乏保障机制,村委会和党支部职能交叉现象严重,村委会威信缺失,剩余劳动力与空巢家庭的风险隐患,土地流转与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风险等等,都向我国农村社会提出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机制,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的全程监控和反馈机制。

测算解决特定风险所需的筹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方案研制思路之五

在明确就医经济风险分布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就医概率—就医费用—就医经济风险—解决特定风险人均筹资额"的定量联动关系,明确消除或降低特定风险所需的筹资额,回答了"在特定保险费率下能解决农村居民何等就医风险",解决了新农合筹资测算的技术难题。通过样本地区数据的验证,确保了测算思路和方法的可操作性。

社会保障制度风险: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为例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制度风险。新农保制度具有较为坚实的事实依据和价值基础,但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具有保障无效风险、制度分割风险、城乡断裂风险、激励扭曲风险、动态失衡风险和政治刚性风险。为规避制度风险,新农保制度建设必须兼顾各种养老利益,渐进整合农村各类养老制度,逐步实现城乡统筹,不断明晰各方责任,调整激励机制与再分配机制。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