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关系研究

基于2010—2021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县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泰尔系数、Tapio脱钩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关系。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分别表现出波动增长和持续缩小的演化态势;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发展水平大于片区均值的县域单元数量有所减少。2019年前,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脱钩类型为强脱钩;新冠疫情时期,弱负脱钩类型的县域单元数量急剧上升。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存在旅游发展水平向城乡收入差距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据此,建议加强县域间的横向联系,建立健全旅游利益联结机制,发挥旅游强县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促进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研究——以信阳市商城县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县域文旅融合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通过剖析乡村振兴战略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逻辑关系和驱动要素,构建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文旅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为例,运用TOPSIS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13—2022年商城县年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相对贴近度取值在0.2067~0.7357之间,发展水平呈阶梯上升态势,其中2022年表现最好,但距离高水平状态仍有一定差距。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凝练出乡村振兴战略下文旅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使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策略。

农村美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基于比较视域的分析

为评估农村美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别运用资源外部性内在化程度和劳动产出弹性两项指标衡量其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用47个县域的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自举法对三个农村旅游业态的两项指标进行了比较测量。研究发现:(1)农村美食旅游业的市场规模在农村旅游业中占比突出,其利用的农村固有资源已经产生了外部性;(2)农村美食旅游业尚未实现资源外部性充分内在化,说明其资源利用水平低;(3)农村美食旅游业的全职和兼职劳动产出弹性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要素投入对其营业收入增长有积极促进作用;(4)作为比较对象的农村住宿旅游业和农村教育旅游业的资源利用水平低,前者的劳动生产率高,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偏低,农村美食和住宿旅游业比教育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

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变异系数法构建旅游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同时构建旅游经济贡献率模型、旅游化水平与旅游经济贡献率错位指数模型,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市域旅游化水平、旅游经济贡献率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研究表明:山东省17个地级市旅游化水平、旅游经济贡献率市际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旅游化水平与资源禀赋条件密切相关,山东省旅游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在沿海地区和陆域腹地数量分布较为均衡;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贡献率市际差异明显高于内陆腹地,少数高旅游经济贡献率的城市带动提升了山东省整体旅游经济贡献率;山东省各地级市旅游化水平与旅游经济贡献率之间均存在错位关系,依据错位方向和错位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正向强错位、正向弱错位、负向弱错位和负向强错位4种类型,分析每种错位类型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促进旅游化水平和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国内旅游一直是中国旅游的主要构成部分,对拉动内需、促进全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研究中国国内旅游消费意义重大。本文依据2001—200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的路径:提高城乡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合理制定景区门票价格、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加强旅游消费引导。

北京市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及能力提升研究

在北京乡村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乡村旅游人才开发不足、旅游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较低的问题,认为人才匮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人才,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已成为北京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对北京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和能力的调查,了解北京乡村旅游人员的能力与综合素质现状,并提出相关的提升建议。

桂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桂林以其漓江流域美丽的自然山水景观吸引着大量中外游客,2012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 292.65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达182.4万人次。桂林乡村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对于丰富桂林旅游内容,减轻漓江风景区旅游承载压力,提高全市人民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促进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方法,以桂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从乡村旅游开发条件、乡村旅游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乡村环境的影响4个方面设置了可进入性、乡村旅游市场吸引力、乡村旅游对当地传统文化影响等20个指标,对桂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桂林乡村旅游发展可持续度指标值为0.8424,处于"基本可持续发展"水平。针对影响桂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提出了科学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实施乡村旅游产品差异化开发、完善乡村旅游市场监管体系、注重改善乡村环境卫生条件、加大对从业人员培训力度等应对措施。

浙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3—2018年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旅游能够提升农民幸福感,旅游消费也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着力点。2003—2018年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表明:16年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呈上升趋势,旅游普及面越来越广,旅游消费的主体是中年人;纯收入、保险支出、过去的消费习惯和汽车的普及度是影响出游率和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旅游行为的发生使得家庭经营主业向更高层级转变。因此,增强社会保障、加快汽车普及等有利于农村旅游市场的发展。

福建省星级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福建省169个三星及以上星级乡村旅游地为样本,通过运用GIS中的可视化、最邻近指数和核密度分析方法,对星级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均衡程度以及密度进行量化分析,探讨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对其布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受到地形地貌、水文、政策、旅游需求以及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福建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呈现集聚型,且东部地区明显比中西部地区分布更为密集。针对实际情况以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化、利益分配均衡化、"清新福建"为原则提出发展建议。

乡村旅游对村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梅州市长教村为例

选取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长教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文献和数据资料,对长教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进行研究,综合分析乡村旅游对村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长教村村民对乡村旅游促进本村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持认同态度;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民收入、就业机会、产业结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影响村域经济的发展。由于长教村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旅游产品单一、经济分配不均匀、劳动力素质较低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村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对促进乡村旅游并村域经济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县域乡村旅游投资空间特征与区域差异——以266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

为了从多维空间视角探讨县域乡村旅游发展状况,文章基于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空间分布与投资数据,综合分析县域乡村旅游的投资空间特征及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县域乡村旅游发展,在全国、区域和省域尺度均呈现明显空间差异,华东、华北、西南等地区及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域优势明显,且空间邻近性特征突出,并在省域间呈带状层级分布;县域乡村旅游投资,一方面存在区域和省域尺度的双重空间差异,另一方面投资增长率及其重心呈现向西和向北方向偏移的特征,反映我国中西部、东北部等将逐步成为未来县域乡村旅游投资和发展的重点区域。

凤凰县旅游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

旅游业的兴起为许多贫困地区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契机,为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家级贫困县湖南凤凰县为例,研究了旅游业发展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得到居民收入随旅游业发展而增长,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农村居民,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结论。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旅游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论析

新常态下,日益增长的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对我国旅游经济的贡献显著增加,并呈现出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旅游市场消费特征。文章以2006~2014年相关统计为基础,以旅游消费整体特征、消费方式、消费目的、消费结构、消费水平等为指标对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在旅游消费中存在人均旅游消费偏低、旅游消费结构不合理、旅游消费水平呈现出滞后型消费等特征。文章将此归因为农村居民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景区旅游设施建设存在不足、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并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强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优化旅游产品结构等对策和建议。

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了研究的重点,但是乡村旅游热也给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思考。针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结合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从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4个方面对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AHP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模型。最后以黑龙江省呼玛县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的方式对模型进行检验,得出呼玛县乡村旅游发展中,环境和社会因子对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大。

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阐述了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以安徽省为例,从资源禀赋、生态环境、配套设施、产业效益和客源市场等角度,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障碍因素诊断模型,分析了安徽省乡村旅游时空变化规律及主要障碍因素。结果显示: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各阶段发展速度不相同,2016年前保持稳中有升态势,2016年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合肥的综合水平最高,淮北最低,皖南地区的综合水平较高,皖北地区较低;发展水平不同维度有升有降,呈动态变化状态;发展障碍因素局部存在一致性,不同地区具有较大差异性。最后,结合各地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素,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与结构对其旅游花费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与结构对其旅游花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结合城乡居民消费、旅游消费等变动趋势进行数据合理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食品消费支出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影响方向相反,居住消费支出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影响均为负相关影响;(3)交通通讯消费支出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影响方向相反;(4)衣着消费支出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影响方向相反;(5)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均为负相关影响;(6)城乡居民物质性、精神性生活消费支出对旅游消费支出影响差异明显。

县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探析——以望城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为例

从县域层面专题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问题对促推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意义重大。通过对望城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望城区目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着八个方面问题,面临着六大障碍,克服障碍、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政府实施"八一工程"以及各乡村旅游点实施"七多工程"。

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江苏省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参考意见。选取江苏省726处三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作为研究样本,利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不平衡指数等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SPSS相关性分析技术,以旅游资源类别为分类依据,研究分析江苏星级乡村旅游区的具体类型、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可划分为农园型、村庄型、农园+村庄复合型3大类;2)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在空间上呈均匀型分布,其他星级和各类型乡村旅游区在空间上呈集聚型分布,集中化程度较高,主要分布在苏南苏中地区;3)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在空间分布上呈轻度不均衡,在苏南苏中地区形成高密度聚集区、次高密度聚集区,苏北主要为低密度聚集区;4)各星级乡村旅游区主要分布在城市近郊20~40km区域范围内。结论得出:经济水平、旅游资源、旅游政策导向以及交通条件等是影响江苏省各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对此,结合江苏省乡村旅游区发展问题提出讨论:1)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尤其苏中苏北地区;2)强化整合集聚发展,打造乡村旅游集聚区;3)重点推进升级发展,促进低星级向高星级乡村旅游区升级建设。

基于产品层次理论的台州市乡村文旅融合深化路径

文旅融合是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起点与新任务,打造乡村特色高品质文旅融合产品对于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台州市乡村旅游开发存在原生态文化特色不断衰退、文旅融合不深、产品创新受要素制约明显、文旅产品对当地经济贡献不大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文旅融合产品的品质,降低了游客满意度。为此,台州市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应遵循文旅资源开发评价“等级化”、文旅融合产品定位“精准化”、区域文旅产品功能“差异化”、文旅融合项目载体“多样化”、文旅融合创新主体“多元化”、乡村文旅融合手段“数字化”、文旅融合管理机制“创新化”、文旅融合保障要素“体系化”的“八化”路径。

县级市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以北镇市为例

现代城镇居民生活压力大,大部分利用假期周末等空闲时间到乡村进行度假休闲活动,促使乡村旅游的火热。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是驱动城镇发展的重要形式。北镇市具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依托现有乡村旅游资源优势,发展北镇市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北镇市经济发展,还可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村文明发展。本文通过对北镇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的梳理及乡村旅游发展条件的分析,针对北镇市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从乡村旅游发展总体格局,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以及健全旅游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北镇市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