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的现实困境与政策思考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人口返乡回流正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而女性则占据了返乡劳动力的半壁江山。探索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是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大事和要事。本文从个人与家庭禀赋角度、家庭分工角度、传统乡村经济形态角度三个角度看,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受语言习俗、传统文化、社会规范等因素影响,面临着受教育水平低、职业-家庭角色冲突、高质量就业岗位供应不足等问题。分析表明,乡村旅游在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就业方面具有将生活技能职业化、就业地点在地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就业时间灵活化的优势,为实现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提供了可靠的路径选择和现实条件。同时,民族地区返乡女性感知视角下的高质量就业包括就业环境舒适性、就业收入多元性、就业技能适配性、职业发展成长性、社会角色统一性等内容。为此,乡村旅游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需增加高质量就业机会、提升高质量就业能力、完善高质量就业保障、增强高质量就业黏性。

王尽美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王尽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以求学经历及革命教育实践为基点,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视角,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浪潮中,剖析当时教育问题,提出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观点。他反对阶级教育,提倡平民教育,反对旧式教育,提倡新式教育。王尽美教育理念涵盖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与工人教育,在当时对普及山东平民教育、培养教育人才、保护受教育权、推动教育改革和革命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当下我们立足社会现实,分析探索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转包

本文基于广东、江苏两省外出务工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农户家庭土地转包。研究发现,农民工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男工女也工"的劳动力迁移模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滞后的局面。家庭中男性成员的非农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户发生土地转出,农户土地转出随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提高而上升。随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提高,"男工女耕"家庭分工演变为"男工女工、老人耕种"的代际分工,老人的农业劳动供给是农户兼业经营的重要因素,年老无力、缺乏劳动力将成为农户土地转出的重要原因。兼业经营农户、农业女性化程度将随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促进女性的非农就业将进一步促进农户的分化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

政策输入、代际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农民工“返乡潮”背景下,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发挥重要作用。对农村青年返乡妇女的研究发现,农村青年返乡妇女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实践,她们在教育、就业及个体权利等方面得到了全面保障;另一方面通过代际资源整合使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这一现象并不是乡村振兴进程中某一特定影响因素推动的结果,而是在国家政策输入、代际资源整合中农村家庭从传统向现代化变迁的结果。

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家庭服务的新尝试——以“人口社工”系列项目为例

由原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乐施会合作的"人口社工"项目从2008年开始启动,后经陆续拓展,变成了一个系列项目。该系列项目尝试在人口计生工作中引入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以促进人口计生工作的转型,改善家庭服务,同时,以小组工作方法与社区工作方法"赋权"农村妇女,推动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改善妇女福利、推动两性平等。项目成果与经验可以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及社会工作领域的拓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我国农村留守妇女上班族闲暇教育探微

随着农村留守妇女上班族力量的不断壮大,其生存现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农村留守妇女上班族的闲暇生活和闲暇需求等相关问题。从成人教育学视角,通过对这一群体闲暇生活状况进行分析,并尝试对其闲暇生活状况的改善提出合理化建议。

男耕女工——转型期文学中农村女性出走现象之一

“男耕女工”现象折射出时代变迁和农民命运的变化,借此可以管窥转型期文学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家的文本叙事策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受流动影响的农村女性健康状况影响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四川数据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四川数据,对流动影响下的农村女性健康状况研究分析发现:农村女性内部健康状况和体检情况差异显著,但总体都低于城镇女性。在流动背景下,外出务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和家庭地位,同时也影响其健康状况以及就医、体检行为。受年龄、就业、家务劳动承担量的影响,在外务工女性青年比例、在业率、承担一半及以下家务劳动的比例都高于其他农村女性,务工女性健康自评、产检遵医嘱比例高,慢性病、妇科病比例低,但同样受医保缴纳率低的影响,务工女性全面体检和妇检的比例也低。而青年留守女性慢性病和妇科病比例高于其他青年农村女性,未流动的农村老年女性健康自评状况最低。我们应特别关注农村老年女性、贫困女性、留守女性的身心健康,同时加快在外务工女性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努力改善农村女性健康环境。

广州市部分女农民工宫颈疾病筛查

目的了解女农民工宫颈疾病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探讨改善该人群生育健康状况的有关策略。方法对广州市白云区1000例女农民工进行妇科检查及液基薄层细胞检测,将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000名女农民工慢性宫颈炎的检出率为54.0%(540/1000),鳞状上皮细胞异常为5.4%(54/1000);20～39岁组女农民工的宫颈炎检出率高于40岁以上组,生育产次和人流次数增加,宫颈炎检出率也随之升高,采用节育环避孕者宫颈炎检出率高于其他避孕方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宫颈疾病受多种因素影响,应采取综合性防治策略,降低女农民工的宫颈疾病检出率,从而提高其生育健康水平。

家庭内部劳动分工视角下西北农村留守妇女从业困境及其务工选择——以甘肃为例

以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为视角,运用新家庭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深入分析了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的从业困境,并通过分解妇女可支配劳动时间,认为农村留守妇女在可购买家务劳动条件下,外出务工可以提高总效用。最后,针对影响农村留守妇女的从业因素提出相应对策。

不一样的留守生活——对农村留守妇女上班族的个案研究

以苏北S村为例对农村留守妇女上班族的时间配置、社会支持网络、社会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的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上班族在时间配置上,工作和家务劳动占据了主要部分,闲暇时间她们的生活较为丰富;留守妇女上班族的社会支持网中,同事和工作中认识的留守妇女为她们提供了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在工具性支持上,她们和一般农村留守妇女没有差别;留守妇女上班族对社会身份的认同是通过经济独立、家庭地位提高等维持的;留守妇女上班族在工作获得途径、安全保障和工作保障方面面临困境。

论《奔跑的火光》打工妹生存意识转向的悲剧传达

生存意识是人的本能,女性在这种本能性需求上有着特立独行的特征,其生活方式的选取,情感取向的抉择,人生态度的传达,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有别于男性。农村打工妹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其生存意识转向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关注点。这也是特定时代背景和性别意识所造成的,因此,“新写实”作家方方《奔跑的火光》中打工妹英芝的命运极具研究价值。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错综复杂的对抗交融中,从方方笔下悲剧书写中找出英芝这一农家女的生存转向的必然性和悲剧性,给打工妹在新时期为自己与命运抗争所做的努力提供一定的借鉴。

城市女职工与农村妇女妇科病比较

目的:通过对城市女职工与农村妇女妇科疾病进行普查,分析城市女职工与农村妇女患妇科病的种类及发病率,为妇科疾病的防治开展提供依据,从而改善育龄妇女的生活质量。方法:2009-2012年对笔者所在县的城市女职工和农村10 000例育龄妇女妇科疾病进行普查,包括盆腔B型超声检查、乳腺B超检查、妇科常规内诊检查、阴道分泌物检查以及宫颈癌前期病变检查等。结果:通过对城市女职工与农村妇女10 000例育龄妇女进行普查,城市女职工患有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肿瘤发病率明显高于农村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农村妇女患有阴道炎、盆腔炎、宫颈病变发病率明显高于城市女职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农村宫颈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城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妇科普查是发现妇科疾病的重要手段,对城市与农村的妇科病进行分析,可以有重点的进行疾病的预防,并提供相应的治疗措施。

山东农村保教人员的形象重塑与自我认同(1949—1961)

儿童照管作为一项传统的妇女家务劳动,伴随着农村社会变革对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进入公共领域。山东农村保教群体应运而生,最初主要由老年妇女组成。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妇联在高级社成立初期调整了保教队伍,要求政治清白、身体健康、热爱儿童、有文化的青壮年妇女担任保教人员。然而,许多被指派到岗的青壮年妇女对这项工作缺乏认同感。对此,官方采取思想教育、表彰奖励、技能培训等方式重塑职业属性、改造职业群体。重塑和改造取得效果,保教人员在工分依然偏低的情况下认同自我、做出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保教为代表的服务型劳动的发生与发展,说明家务劳动男女不平等、“妇女解放”话语主要针对青壮年妇女等问题。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下留守妇女从业困境与职业转型——基于H县L村的实地研究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战略的提出,为留守妇女就业升级带来契机。但该群体仍面临就业信心不足、竞争能力弱、非农产业转移滞后、岗位供给匮乏、就业权益受损等高质量就业困境。基于增权理论,对农村留守妇女从业困境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从心理增权、能力增权、环境增权三重维度出发,提出健康就业心理塑造、社会组织助力能力增强、政府主导下岗位换代升级的留守妇女就业转型策略,以期提升留守妇女的就业质量,助力乡村振兴。

“中年工厂妈妈”:县域产业发展下的农村女工母职实践——基于赣中G县工业园的实地研究

基于赣中G县工业园H厂的实地研究发现:农村中年女工通过参与县域工厂经济,抓住进厂机会拼命加班赚钱并节俭消费;只在有限的厂外时间严管仍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子女,同时不断边缘化家务劳动;却在父系孙辈需要照顾时,放弃工作转向隔代照料。这一“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根源于农民工家庭发展需求和工业园工厂生产体制的共同塑造:县域城镇化推高了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家庭化转型的经济成本,促使中年女工尽快从家庭照料转向家庭生计;工厂的订单生产体制不仅契合了女工迫切的经济需求,还吸附了其自由支配时间,令其在扩展经济母职的同时边缘化了子女教育和照护劳动;家庭性别权力则让女工性别化地回应子女的教育和家庭化转型需求,并在父系孙辈需要照护时转向隔代照料。本文表明,从农民工家庭发展需求的转变和产业形态的生产体制相结合的角度,可以推进底层女工的母职实践研究。

从“帮忙看孩子”到“为共产主义培育幼苗”——山东农村保教人员研究(1951-19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为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农村托儿组织广泛地建立起来。"看孩子"这项传统的家务劳动逐渐社会化,由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抚育儿童也由家庭责任转变为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重塑了农村保教人员的社会身份,使她们从"帮忙看孩子"的人,转变为"为共产主义培育幼苗"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者。在国家话语的支持下,保教人员用真诚、努力的工作为自己赢得了信任和尊重,并发展出颇为灵活、有效的方法,促进了诸如儿童培育、现代卫生、妇女解放等现代观念在农村社会的传播。她们的努力改变了农村传统的育儿方式,也促使一种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保教人员在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不仅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考察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