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妇女参与的组织路径与实践机制——以赣州“清洁家园”活动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作为面向农民生活的治理,其在实践中遭遇农民冷漠和不满的困境,需要激活和重建农民主体性,实现外部行政力量与内部自治力量的融合。在村妇女的“主内”特性及上升地位使其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资源,赣州“清洁家园”活动表明借助制度吸纳、事务匹配和双重激励等方式将妇女组织起来后,妇女能够通过调动村内治理资源,明确治理单元,累积自身治理权威等方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治理的低成本与高效能。基于此,面向农民生活的治理要充分重视并推动在村妇女参与,但同时也应警惕生活化治理事务带来的固化女性家庭角色的风险,真正推动妇女参与公共事务,让妇女在村庄治理中发挥更大治理效用。

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基于粤黔省际比较

乡村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及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折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自治的本质是农民广泛和深度参与,参与重在获得。以结果为导向,其终端衡量指标莫过于农民的获得感。基于此理念,遴选“四个民主”为基层(乡村)民主自治的度量指标,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粤黔两省的现实场景,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其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是乡村民主自治及提升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变量,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该差异性尤其反映于“民主管理”之中;其二,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获得感及其省份差异性愈大;其三,针对主要变量,乡贤能人参与治理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上述结果,以民主自治驱动农民获得感提升,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女性参与度,以乡贤能人发挥示范效应,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以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优化民主协商渠道。

乡村振兴视域下劳模精神融入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赜

做好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需要,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地位在乡村振兴这一战略背景下变得尤为突出,乡村基层部门必须以做好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领乡村振兴。而劳模精神是我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将劳模精神融入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农村青年,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来长久的利好,也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劳模精神。

返乡农民工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参与与自觉

返乡农民工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力量,随着返乡农民工的增多,乡村社会“治理有效”有了新的主体力量。通过对陆良县返乡农民工的数量及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与自觉度进行实地调研,基于认知行为研究、城乡社会的研究,系统梳理返乡农民工在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的理念认知度、行为参与度,分析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与自觉的社会、组织、个体等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构建返乡农民工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意识角度出发,从参与与自觉两个纬度入手论述营造参与环境、畅通参与渠道、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参与能力的途径与方法。

“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我国城镇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现状调查及对策探析

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对我国城镇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促进我国城镇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对策,为我国城镇农民工体育研究提供参考。

留下还是离开 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本文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深入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延续和深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我国农民工社区融入的问题与政策研究

通过对全国5大城市问卷抽样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并结合天津华章里社区的典型个案研究,探讨现有的社区服务体系面临的挑战,围绕社会交往、社区活动、社区选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5个方面,检视我国现阶段农民工社区融入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发现社区融入的现实路径,提出完善农民工的社区服务、促进社会融入的政策意义。

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不可忽视的“四农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虽然其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其政治生活水平,尤其是其政治参与状况却并不十分乐观。拟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意义、现状与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思考,以期引起对农民工制度化、理性化政治参与问题的关注。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既有赖于社会资本,也有赖于政治参与。本文采用2013年农民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关系、组织和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制度性政治参与对社会融合主要产生积极影响,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主要是消极影响。解决农民工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多层次融合的复杂社会问题,政府必须优化社会政治生态,在制度体系框架内促进建立平等、包容的共通性社会资本,引导农民工有序进行制度性政治参与,消除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代次视角下农民工组织参与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安市1215名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2年"西安市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卡方检验和二分Logistic回归,在代次视角下分析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的特征和组织参与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具有稳定的制度性偏好,但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的风险增加;组织化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随着代次更替,作用方向不变,但程度减弱;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增加,具有同时促进制度化和抑制非制度化参与倾向的作用。

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

指出政治文化规范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演化路径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制度化参与虚置与非制度化参与激增的困境中;这一方面加大了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运行效能,另一方面,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理论创新的视角,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生长的物质、制度、组织、社会及农民工内生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行政吸纳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以浙江省乐清市L镇“以外调外”实践为例

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农民工群体是考察公民政治参与时不可忽略的重要阶层。在已有的关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中,普遍的观点是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者看到农民工政治参与呈现出"中心化"的趋势。本文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改革完成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如何可能?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同质的吗?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之间是否有中间地带?本文基于"行政吸纳"理论,以温州市L镇"以外调外"制度为案例,回答了上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问题。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状况

通过对农民工的四条政治参与渠道状况的分析,找出其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调查思考

通过对西南某市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认为造成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主要成因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经济因素、限制性组织政策障碍、农民工意识薄弱等。针对成因,其对策为推进法制进程,赋予农民工更多参与空间;建立农民工利益协调机制,拓展参与渠道;根据目标性原则,构建农民工政治参与有效动力机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增强参与意识,最终消解边缘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既无法回归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政治性贫困"主要缘于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扫清"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二元户籍等制度性障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技能,以其政治影响力积极影响政府(或单位)的决策,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共享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其城市融入梦想。

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原因探析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切身权益,而且事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政治权利长期受到损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从农村和城市走向边缘化。本文以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理论为研究背景,从户籍制度、边缘人地位、利益关联度和政治效能感四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途径。

当代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现象的成因及化解路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着政治冷漠现象,大大阻碍了当前我国农村的政治发展。在农民自治过程中消极地行使选举的权利、以敷衍态度参加村务民主管理和决策、对村干部的制约出现监督缺位、对自身政治参与权利的损害抱着无所谓态度等政治冷漠现象依然存在。然则政治参与民主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村庄利益驱动力太弱、农民个体素质不高、农民非理性政治参与造成农村治理过程中政治冷漠现象的发生。积极推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机制的完善、强化村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文化建设和培养农民素质,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化解政治冷漠现象,进一步地为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中国梦的建设创造有效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