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赋能”: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青年女性创业及其绩效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青年女性创业对实现女性赋能和自我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匹配CFPS 2018-2020数据,研究外出务工经历是否能提升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和创业绩效,并分析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外出务工经历虽然能显著提高农村青年女性创业的可能性,但并不能明显提升其创业绩效。外出务工的贡献具有教育门槛效应,即外出务工质量能显著提升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和经营收入;(2)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26-34岁群体中表现最明显;(3)心理资本在务工质量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作用大于在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影响中的部分中介作用;(4)心理资本在务工质量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青年留守妇女参与乡村电商建设困境与超越——基于X村的实地研究

青年留守妇女是乡村数字经济建设的重要人力支持。从增能视角审视X村留守妇女参与电商能力现状发现,当前既存在赋权不够,又存在增能不足,具体表现在“自我效能感低下”“主体性建设不足”“多元环境排斥”。本文从“个体—人际—环境”三个维度出发,结合X村进行实地分析,提出“提升主体能力”“融入式微观合作”“开放型政策环境”的对策,旨在探究青年留守妇女参与数字乡村的新模式,增强其主体意识,提高电商参与能力,进而缓解数字人才瓶颈。

电商经济发展中的农村青年女性参与路径优化——以W县Y产业园为例

伴随农村电商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电商经济的运营管理中。以W县Y产业园为例,在梳理该产业园电商经济发展概况及农村青年女性助力情况的基础上发现,该县农村青年女性参与电商经济面临经济地位边缘化、支持体系缺位、参与管理渠道匮乏和滞后性别文化掣肘等困境。提出,构建完善保障机制、织密社会支持网络、拓展参与管理渠道、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发展职业教育与数字教育等农村青年女性电商经济参与路径优化策略,以期为有力促进农村青年女性参与电商发展,进而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家庭工作两相顾:乡村治理转型中村干部性别更替现象的经验阐释

在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村干部年轻化、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皖南的村干部队伍出现了“男青年退出、女青年进入”的性别更替现象。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和农民家庭分工的策略性调适是村干部性别更替的深层次动因。乡村治理现代化推动村务内容服务化、村干部队伍职业化、村务运作规范化,以上变化使农村女青年的性别优势凸显。在“一家三制”式新家庭分工模式下,男青年外出务工保证家庭经济来源,父代在家务农并向子代提供劳务和经济支持,使在家的女青年能够从事村务工作,女青年的村务工资也成为其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与“顾此失彼”的男青年相比,“家庭工作两相顾”成为农村女青年长期、稳定参与乡村公务的重要优势。国家在未来有必要从职业能力建设和社会政策配套两方面加大对女村干部的支持,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

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演变的趋势分析——基于6省24村的回顾性田野调查

基于在6省24村的回顾性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农村妇女自杀死亡数据,本文发现,从1980年至1994年间,农村面临的主要是青年妇女的自杀问题,经过1995年到1999年的调整转折期后,2000年以来,农村青年妇女自杀退潮,农村面临的主要是老年妇女的自杀问题。文章重点分析了农村青年妇女自杀潮起潮落的主要原因。做实和扩充农村妇联组织功能,可以有效干预农村妇女自杀问题。

分化、竞争与压力的不均衡分配——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已婚年轻妇女自杀的调查

在调查基础上,通过对数据和案例的分析,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南方农村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与农村宗族血缘集团出现分化之后,农民小家庭之间相互比较和竞争,以及带来的压力和焦虑相关。由于家庭成员在宗族里的身份和角色不同,竞争压力在家庭内部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农村年轻妇女对竞争压力的感知最大,在竞争压力无法化解下而可能走向自杀。这些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分化之后的比较和竞争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二是年轻妇女“外来者”角色感受到的压力;三是年轻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引发的压力。随着21世纪新生代年轻妇女的资源动员目标得以实现,而迁移流动又使其远离村庄,年轻妇女自杀现象也就快速减少。

家庭整合与农村青年妇女自杀——基于湖北明村的调研

家庭整合是对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规范,以便形成一种稳定的家庭权威结构和伦理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家庭的整合模式发生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主义的重大转换。在家庭整合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青年妇女自杀的高潮。这些自杀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冲突之中,展现了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威结构中的微妙处境。一方面家族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瓦解,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作为外来者的青年妇女则成了两种整合模式相互竞争的牺牲品,从而生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自杀秩序。

农村青年女性婚姻观转变的时代性剖析——以陕西省高陵县调查为例

农村青年女性婚姻观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从表层来看,是从政治中心主义向以爱情、人品为注意焦点的转变。但是,从农村青年女性婚姻观转变的时代性剖析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前,农村青年女性婚姻观是以追求经济资源为基础的对于经济、政治、精神文化资源的整体认同;改革开放以来,转变为爱情、人品和能力并重而且越来越青睐能力。

城乡回流大潮下农村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性别权力关系——基于晋北冯村的田野调查

在日趋显著的城乡人口回流趋势下,探讨回流农村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性别权力关系。基于晋北冯村的田野调查,流动造成的“去地域化”有助于回流青年女性摆脱传统习俗的约束;同时,流动促进女性个体化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挑战了父权家长制。然而,诸如从夫居等农村社会既有惯习及传统性别规范使回流青年女性多返回丈夫原籍所在村庄,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虽然外出务工经历大大提升了农村青年女性的能力和信心,但乡村文化中的父权制氛围仍将回流青年女性排斥在乡村治理和公共参与之外。

农村女青年自杀现象透视与反思

近年来 ,农村女青年因各种原因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村女青年自杀除了表面的直接诱因外 ,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国家和社会要通过加强和改进农村经济建设、教育文化、法制工作和妇女工作 ,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改善农村的精神文明和治安状况 ,从而有效地维护广大农村青年妇女的合法权益。

农村女青年“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南阳市H镇为例

通过对南阳市H镇农村女青年的生育意愿的调查发现:其理想生育年龄段为26~30岁,理想子女数以2个为主,性别偏好于"男女都一样"。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养育成本和计生政策是四个显性影响因素,其中养育成本是制约"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有效落实的关键因素。"全面二孩"政策激发了部分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有较大的实施空间,因而政府需重构和谐的家庭伦理体系,着力消除就业歧视,健全整体性配套制度,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有效落实。

女性主义渗透下农村青年妇女过渡型家庭观研究

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加速,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家庭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村青年妇女的传统家庭观因女性主义的多路径渗透也受到了冲击。婚恋选择半自由化,家庭分工去唯一化,家庭角色扮演"边际化"是女性主义渗透下农村青年妇女过渡型家庭观的主要表现。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入,农村青年妇女的家庭观会越来越向男女平等看齐。

论农村青年妇女的发展问题

农村青年妇女是当今社会一个相对弱势的边缘群体,逐步解决她们的发展问题,既可以缩小社会底层的人群数量,稳定社会生活,也可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推动农村进步。为达这一目的,既要分析制约农村青年妇女发展的因素,也要在反思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农村青年妇女发展问题的新对策。

论“小芳”形象颠覆的社会意义

《北风那个吹》和《雪花那个飘》等电视剧虽然以知青生活为基本题材,重点表现的却是农村女青年的形象,对中国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差别进行了客观的反映。不仅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新视角,对改革开放的解读也有着新的意义,对广大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更有着特殊的励志意义。

青海土族农村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互助县东山乡大庄村和下李村的实地调研

国家实力的增强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则要依托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而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是衡量政治民主化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重要的组成部分,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特殊省份,而土族是青海独有的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基于对互助县大庄村和下李村的实地调研,在对两村土族青年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调研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影响其政治参与的诸种因素,以期为该地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

家庭经营策略下的农村年轻女性家庭权力与角色嬗变

在发展导向的家庭行为中,农村年轻女性婚后主动作出角色转变与行为调适,选择回归家庭。不同于已有社会参与视角中的年轻女性地位建构研究与家庭结构视角中的年轻女性角色嵌入性研究,年轻女性耦合进家庭结构是一种以经营家庭为目的的行为策略。年轻女性回归家庭行为,是以牺牲个人发展机会与个体社会角色为代价,获得家庭结构的完整与家庭发展的活力,同时,也为年轻女性赢得家庭角色和家庭权力,过着无压力的生活。然而,年轻女性的耦合性家庭参与是当下婚配市场、村庄结构与农业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现代家庭中个体与家庭的关系转变。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青年妇女的新赋权之路--以农村电商的实践为例

通过调研4个电商县,访谈34名农村青年电商妇女,探讨农村青年妇女通过电商经营实现赋权的状况与困境,并提出相关建议。在数字经济时代,农村青年妇女凭借互联网知识和技术,进入互联网市场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了以知识和资本为筹码与符号的新自我赋权,其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日趋提升。但随着电商资本初期积累的完成和经营规模的持续性扩张以及妇女生育问题的限制,农村青年妇女的新赋权逐渐被异化。她们的权力、资本和资源逐渐被男性侵蚀和转移,变相加深了其对男性的依附性程度。数字化时代中新自我赋权和赋权异化的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农村青年妇女的赋权图景。

为人母难: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年轻女性的母职实践、困境与调适

作为近年来的热点议题,母职研究将视线转向较少被关注的普通农村劳动家庭。基于对下一代照料与教养的重视,选择回归家庭当个好妈妈的农村年轻女性增多。研究发现,农村年轻女性形成“拟中产化”的母职实践,体现在养育物质投入增加、情感陪伴增多与教养方式转变上。农村年轻女性母职认同的形塑逻辑在于:现代中产的科学育儿理念借助信息网络媒介的渗入,加上孩子中心主义的养育伦理、就业市场中的文凭竞争与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比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家庭面临家庭资本与结构的多重劣势,年轻女性在母职认同与实践上存在张力,导致陷入个体依附性增强、自我实现受阻和家庭关系紧张等母职风险。对此,农村年轻女性通过参与非正式就业机会、建构朋友圈和推动男性参与等策略来应对,从而实现对个体自我与家庭整体利益得以兼顾的母职调适与再造。

婚后夺权？——农村青年女性的性别实践历程与权力重建

近年,随着老年群体权威的丧失和经济能力的减弱,关于农村青年女性婚后夺取家庭内部权力的探讨成为热议话题。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都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农村家庭中,年轻的儿媳取代老人当家做主。对于这一现象的探讨,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妇女夺权造成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这一影响上,缺失了对农村青年女性这一主体的视角,当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农村青年妇女身上时,对于夺权的探讨离不开性别的视角:农村的青年女性婚前因性别而遭受到父母的不公平对待,婚后归属感的丧失等都驱使着她们迫切地营造核心家庭的幸福。而且,尽管农村青年女性在婚后权力增加,但是仍然无法挑战传统家庭制度的父居和父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并没有从“弱势的从属地位”提升到“强势的主导地位”,只是提升到了“强势的从属地位”。

农村青年女性就业状况——以金华市高村为例

农村女性就业呈现非农化,一般处于低端行业,收入不高,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就业呈现不同特点。政府在宏观上应提供有利于农村女性的就业环境及法律支持,从微观上给农村女性的就业予以应有的关注,同时针对农村女性自身特征,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能力,这对构建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