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的乡土叙事与国家认同

文章主要探讨“十七年”小说乡土叙事与现代国家认同的关系。“十七年”小说的乡土叙事继承延安文学叙事的模式,在确认农民革命主体身份的基础上,通过土改叙事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调动他们参与、支援革命的积极性,为建立现代化国家服务;通过农业合作化叙事构建农民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从而激发农民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和资源的支持。在这种叙事中,小说、历史、国家形成了一种同构性。

17年时期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审美特征论——以《保卫延安》型战争小说为例

17年时期的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以《保卫延安》为代表 ,形成了对战争要素的单一阐释与历史行程的原向呈示、崇高军人品格的理性颂扬、单一对立的情感维度、宏大叙事与史诗构架等具有时代特质的审美特征 ,不仅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范式 。

身份的印迹——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本文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了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四类作家在17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和解放区来的农村作家以他们同中各异的身份营造了文学别样的景观,国统区作家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由于身份的错置以及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作家身份与世界观、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其创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无一例外地退居历史的深处。

旷野中突围——十七年文学爱情小说重读

十七年的爱情小说颇有先锋的意味,犹如旷野中的突围,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来说,在艺术上有着超越性的意义。它打破禁区,背离当时文学主流传统,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并对主流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为当代文学找到了一种新的现实,展现了对日常生活的亲近的姿态。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作品是对反人性、反人道的反拨,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延续,是对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歌颂与热爱,它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品。

“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家庭”问题研究

由于农业集体化组织的影响,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家庭"丧失了它原有的身份,开始变得可疑起来:首先,它的现实存在被历史影像遮蔽了,个体将因为其根据家庭物质条件所规定的阶级属性而获得一定的现实社会地位,同时,家庭的现实状态又会被集体按照与其历史面貌所不同的方向加以改造。其次,家庭的职能越来越趋向于单一的生产层面。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劳动能力被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别被忽略不计。再次,个体挣扎并脱离它的行为在集体的背景下合法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分家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的笔下成为了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

“现实主义的胜利”: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艺术评判的一种方法

建国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因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及历史的变迁,而引起了文学史界评论界的"再认识"。但过去的"再认识"主要围绕作品的历史的真实性而展开。本文以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作为不仅定性而且定量的分析标本,提出应该以"形象大于思想""细节的真实"作为一种既衡量其真实性,又衡量其艺术真实性的评判方法,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评判方法。

高举革命意识大纛——17年农村题材小说斗争叙事研究

革命话语体系中,由于斗争对象不同,革命斗争的叙事功能已被分化。综观17年农村题材小说,我们发现:这种叙事分为高度监控的叙事功能和严厉教育的叙事功能。尽管两种叙事功能不同,但都是为了构造一种新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想象共同体"。尽管革命的理性意识被大力张扬,但是文本在革命和人类精神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上暴露出自己天然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忽视人性深度的审美形态也是17年农村文本远离当下读者阅读视野的原因之一。

刘绍棠“十七年”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及其艺术功能

刘绍棠"十七年"乡土小说中存在着政治话语与审美话语的纠结,其小说在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包含了极其特异的审美因素,其笔下的风景描写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功能。小说开场的风景描写,从容自然地展现了一幅幅诗意的画卷,彰显了其抒情特征,起到了很好地把握故事主体节奏、淡化政治语言、调节严肃气氛的作用,穿插其中的风景描写,在情节叙述和人物形象刻画上有烘托效果,婉转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显现出清雅和缓的美学风格。

同志伴侣:革命长廊里携手并进——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革命情爱叙事研究

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革命话语体系对农民的情爱表达方式进行了严格的过滤,"同志伴侣"成为革命情爱的标准模式。这种模式尽管使得民众在"冷战焦虑"之中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建立起民族自信心,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主义想像共同体"的顺利进程,但是,它也规训了情爱话语的无穷活力,从而影响了文学审美中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也是17年农村文本远离当下读者阅读视野的原因之一。

私人空间的消逝——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乡村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所再现的空间是一种打破了公私界限的空间,或者说是一种几乎没有了私人空间的空间。无论是劳动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占据,还是由于目视所导致的个体私人行为的转变,我们都可以发现乡村社会中公、私空间界线的消逝——公共生活空间的无限延伸侵入了农民私人生活领域,并使后者在一种不合法的名义下自行引退。这反映了个体农民与国家之间更紧密关系的建立,也昭示着一种国家全面掌控个体生活的趋势。

“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情感”问题研究

从"十七年"农村小说中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描写来透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一方面,情感的侧重点集中在了"同志"式的友情上,在公共事业中萌发的友情成为超越亲情和爱情之上唯一可以信赖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公私斗争的严峻现实,这一切情感关系都开始以"阶级"为建立基础。

“十七年”农村小说书写中的“历史疏离”态度研究

"十七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时代,表现出了相当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对于这一时代而言,它与过去的关系不是一种继承的关系,而是一种彻底决裂的关系。"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呈现出的历史态度无疑是对时代氛围的反映,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它并不能与传统完全分道扬镳。在这里,我将抽取两个方面来阐释这一问题:一是农民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自然(土地)无疑是最能反映农民本源的东西;二是乡村传统道德模式的变化,基于个体的道德标准到基于集体的道德标准的转化过程使我们有可能窥见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