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城市化影响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具有三大特点,即二元经济转型以体制转轨为背景并受体制转轨进程的制约、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市化与半城市化路径。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以及"农村病"严重存在的同时"城市病"日益突出等问题。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上述问题必须深化二元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

农村转户移民群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命题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由松动到局部试点再到整体改革探索,促推亿万农村转户移民陆续迁入城市,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进入为城市的发展输入了强劲的动力,助益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提速。但与此同时,新增的城市人口也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强烈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户改"中新生社会群体的管理需求、切实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秩序并化解民意冲突,当为改革中的现实命题,对此,应积极导入现代法治理念、突破传统管理模式并构设民意疏通路径,通过实质公平指引下的利益配给、多元兼治与城乡联治结合以及决策民主基础上的矛盾化解机制,来实现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的构成、测度与分担——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统筹"农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户改成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伴随城乡利益博弈而逐渐累积增大的过程;户改成本的构成具有分类复杂、形态多样的特点;户改成本的测度存在依据、方法和数量上的差异;户改成本的分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增量成本的主要负担者,其与地方政府分担的比例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有所不同。统筹户籍改革还需要在政策上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进一步聚焦。

政府行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博弈论视角

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工三个主体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与个人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博弈均衡解是不同的,博弈均衡(阻碍,阻碍,不成为市民)在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缓慢的直接原因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工三个主体利益的不一致,根本原因却是财政分权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等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方式。

超越拆分型劳动体制:产业转移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新视角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农民工潮一直持续到今天,拆分型劳动体制、农民工劳动体制与宿舍劳动体制和户籍制度等一起塑造了波澜壮阔的农民工现象。产业转移和劳动力短缺现象催生了农民工返乡潮。受劳动力、能源、土地成本上升以及地方产业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全球制造产业近年来加快了向内地转移的步伐。企业内迁形成一种外来工厂本地工的新组织形态,工人的劳动生产与社会生活由过去的分离发展到现在的融合,从而区别于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拆分型生产体制。通过梳理产业转移过程中内迁工厂的劳动力管理、生产过程、政企关系、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工人的利益抗争等,发现:产业内迁对于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国乡村重建和小城镇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有利于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社会的有机团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衰败问题。

城镇化中农户移居与农民工转户意愿研究——以河北唐山为个案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对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为例,利用2010年农村住户普查数据和2011年城镇农村籍常住人口普查数据,对唐山市农村居民移居和农民工转户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受农民自身经济能力较低、农村乡土情结和各种经济利益牵绊、城镇户籍弱吸引力和经济弱吸纳力的多重影响,新的城乡反落差有所形成,致使当前农户移居意愿和农民工转户意愿不高。本文认为,现阶段我国应以提升进城农民社会福利的"常住人口城镇化"作为发展方向,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辅以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土地制度、惠农政策的改革跟进,鼓励并引导农民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落户,以常住人口城镇化融合户籍人口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专业市场经营户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

从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收入、制度政策三个方面选取变量,对义乌市小商品市场经营户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个人和家庭特征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居住年限越长,在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其市民化意愿越高。在经济收入方面,收入水平越高、已经购买住房对市民化意愿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在制度政策方面,子女义务教育资格、住房公积金、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专业市场经营户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住房公积金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达到一定期限的市场经营户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完善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助于推动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