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化:西晋诗风的根本成因及其历史功绩

西晋诗风的雅化以四言雅诗的兴盛并引导创作潮流为核心特征。这一现象发生的核心原因在于西晋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化文化政策,以彻底颠覆曹魏政权的文化话语权力及影响。雅化现象在造成西晋繁缛诗风的同时,也深入推进了诗歌在社会文化领域文人化、普遍化的历程,文学在汉末魏晋之际走向自觉,于西晋阶段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西晋文学的雅化。传统研究通常直观地认为雅化阻碍了当时的文学发展,这一认识是有违史实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与郭璞的《江赋》

两晋之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的特定背景,使本来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长江,不但一跃成为关系到东晋王朝前途和命运的生命线,而且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文学题材,寄托着包括作者在内的"过江诸人"的诸多情志和愿望。《江赋》塑造的长江艺术想像,不但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以富于阳刚之美的浩瀚、雄奇和壮阔特征充分展示了长江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在胡马临江、社稷倾危、朝纲不振、士臣悲观失望、民族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长江、赞美长江,并在此基础上抒写对东晋君臣践行他思想主张的殷切希望,无疑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衷共济、渡江北伐、洗刷民族耻辱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想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达到艺术上的有机统一,但在政治上却实实在在地点到了东晋王朝虚弱病体的穴位。

门阀政治下西晋庶族诗歌创作的风格

西晋门阀政治引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格局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发了不少庶族寒门之士用诗歌寄予他们的苦闷,主要表现为两种风格:一种是怀才不遇的高唱不平,大声疾呼;另一种则是隐退俗世,乖离现实的绝望吟唱。两种诗歌创作风格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的反抗。

诗缘情而绮靡——从陆机诗看西晋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

陆机诗"源出于陈思",以《诗》之《国风》为基础,家国感慨寄言典重,显示出深厚的风雅特点。但入洛以后,其诗歌风尚发生了明显转变,从古语到景物,从四言到五言,诗体面貌由典重到绮靡。在体裁、声律、修辞、物情等方面,他充分表现了弘丽妍赡、翩翩藻秀的卓越才华。从陆机诗风转变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晋时期作为一代都城文化的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及深远影响。

从《文选·七哀诗》看魏晋士人的乱世情怀与家国理想

萧统《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中收录《七哀诗》5首(曹植1首,王粲2首,张载2首)。这几首同题诗歌的创作者身份不同,内容有异,但都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思考,分别代表了贵族公子式的个人感伤、文学侍臣的痛苦言说和仁人志士的乱世悲歌,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文体文风的深刻影响。这些诗作表现出的主题倾向和创作风格,既抒发了魏晋士人浓郁深厚的乱世情怀,又充溢着积极进取的家国理想,具有较为鲜明的范式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挣扎与徘徊--左思《咏史》诗创作心态探微

从《咏史》诗来看,左思的创作心态经历了从早年时期积极用世的进取心态,到中年时期的沉郁、执著与激愤,最终走向了对现实的通透认识与自我宽慰。左思创作心态的变化与西晋时期复杂的政治、文化、思想背景关系密切。而左思的家境、天生的才华与缺陷所造就的独特自我认知模式,也对左思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入与出、仕与隐之间挣扎,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徘徊,是左思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面对的心理斗争。心灵的冲突与矛盾是形成左思《咏史》诗创作心态的根本原因。

“二十四友”考述——兼从《为贾谧作赠陆机十一章》看潘岳和陆机的关系

"二十四友"的产生是西晋社会发展的结果。作为朝廷新贵的贾谧为"二十四友"提供了仕途捷径。"二十四友"毫不掩饰对功名的向往、对贾谧的巴结,这可能令人生厌,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士人必要而无奈的人生选择。同为"二十四友"集团的主要人物,潘岳和陆机却心生嫌隙。《为贾谧作赠陆机十一章》是潘岳代贾谧所作,从中可发现两人之间矛盾的根源。

结藻清英 缘情绮靡——论西晋诗歌之唯美化追求

西晋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特立独行的艺术特征,诗歌创作上的唯美化追求则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辞藻富赡,工巧绮练;析文丽辞,玉润双流;音声迭代,五色相宣;巧构形似,穷形尽相。

论西晋乐府诗中故事体歌诗表演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乐府诗音乐文学的特质决定了乐府诗研究需要音乐、文学两个层面的综合考察。故事体歌诗作为西晋乐府诗独特的一类,以演述故事的方式发展了乐府歌诗的表演艺术,而这些歌诗的表演又对歌诗内容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代表性的故事体歌诗有《艳歌行》、《秋胡行》、《秦女休行》、《惟汉行》等,从歌曲类型看,这些诗歌主要收录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歌诗的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影响到诗歌内容;可表演性为歌诗内容的简化提供了可能;女伎表演主体和观众喜好影响故事情节的变化。

夏侯湛诗歌考述

西晋文学家夏侯湛的诗歌多数亡佚,结合夏侯湛现存的十首诗歌及史料中关于其亡佚作品的论述,全面考证和评述夏侯湛的三言体诗歌、四言体诗歌、五言体诗歌及楚辞体诗歌。

论京都洛阳与西晋哀伤诗

哀伤诗是西晋诗歌中重要的一类。西晋哀伤诗的创作主体多居于洛阳,因此与京都洛阳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受京都洛阳重情风尚的影响,咏叹亲情、友情、爱情等世俗情感成为诗人的书写主流。哀伤诗的审美特质则反映了京都洛阳的感伤思潮。

从西晋赠答诗看士人的创作心态

西晋赠答诗在整个晋代诗坛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西晋短短52年内流传下来的赠答诗就有140余首。西晋赠答诗突出地反映了士人往来沟通、交流互动的精神状态,彰显了士人们真实的创作意图:他们以隐逸之词流露内心的出仕愿望,以颂美之作隐藏自身渴求通达的思想,在崇尚清谈的社会风气里表现着他们自适求名的生存方式。

两晋赠答诗体制析论——以四言体与五言体为中心

作为早期文人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赠答诗同时指向"世运"与"人"。通过这种在不同个体间酬赠往还的诗歌体式的考察,往往可以推衍出诗歌体式的群体性变迁。两晋时期的赠答诗中,四言、五言诗的数量大致接近,而四言体略占优势。一般说来,述祖德、美功业、旨在营造庄重雅穆氛围的诗歌用四言体,述志、道情或是包含更广内容的诗作则多用五言体。这两种不同体式的诗歌的写作,既与作者的才性、文学气质有关,又随着诗体与情感的表现力之间的契合或是疏离有所区别,又因场合与应用功能的不同而导致分体。对旧的文学经典的自觉模拟、步步履之以及面对新的文学传统时不自觉的学习,对文学体式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总的说来,两晋时期赠答诗的体制变化,与四言体、五言体内部的消长规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