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人工智能提供者内容审查注意义务的证成

通用人工智能可自发或受用户操控被动生成有害信息,它的提供者作为新型的网络内容提供者,负有数字内容“守门人”职责,同时负有网络空间的安全保护义务,应承担内容审查的注意义务,从而预防有害信息的侵权风险。“以数据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方式和算法黑箱效应降低了通用人工智能提供者对内容的管控力,导致对生成内容的普遍审查难以被实现。应针对有害信息,结合内容生产场景、提供者风险预见能力差异化构建内容审查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以技术性审查为标准,提供者采取符合技术特点的内容审查机制,便应当认定履行了相关义务。

论金融科技公司的适当性义务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系金融稳定是适当性义务规则的重要使命。当前,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的金融科技在助推金融生态圈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服务跨界化、用户画像趋同化、算法同质化等问题引发了投资者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图利禁止”“最佳执行”担忧,削弱了适当性义务规则的作用。为有效地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新挑战,监管机构有必要重新审视适当性义务的正当性依据,针对金融科技公司所提供产品、服务的特性,完善适当性义务规则的适用标准,明确具体的请求权基础,为保障“卖家负责”与“买家自负”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

NFT数字出版平台注意义务探析:理论、问题与对策

NFT数字出版平台作为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技术架构、经营模式、管控能力等方面有别于传统平台,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在此背景下,NFT数字出版平台存在审查义务不明、警示义务缺失、移除义务失序等现实问题。为更好地推动NFT数字出版平台切实履行注意义务,应结合其平台特征,将技术逻辑与法治逻辑相融合,在铸造前明确审查要素、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在交易中规定警示要求、警示内容、警示方式,在“通知”后选择适用打入黑洞地址、控制侵权主体账户等必要措施,以期促进NFT版权交易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善意义务是否需要作为受信义务的第三维构成?

善意要求是公司法中最为尴尬的问题:它几乎一开始就被植入受信义务,但却一直被虚置不用,成为名副其实的摆设。在“商业判断规则”的庇护之下,公司管理者几乎无责任可言;在形式主义的遮掩之下,公司管理者可以轻易逃避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则与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格格不入,相距甚远。有鉴于此,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重新竖起受信义务中善意要求这面旗帜,并将善意要求落实为具体可执行的义务。受信义务在我国《公司法》中是一项远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制度,它不仅是我国《公司法》的重大制度缺陷,更是我国公司治理需要完善的法律救济。本文针对这一目标假设检讨了比较法上的经验,探讨了善意要求的指导意义和善意义务的具体执行。

论过失不作为犯的义务违反

过失不作为犯中的义务违反包括作为义务的违反和注意义务的违反,其中作为义务与注意义务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是过失不作为犯成立构造上的重要问题。由于过失作为犯的存在,以及违反作为义务的行为未必违反注意义务,违反作为义务的行为需要通过注意义务违反的特征来实现过失正犯与共犯的区分等原因,所以严格区分作为义务与注意义务是必要的。作为义务与注意义务在过失不作为犯中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应当基于功能论的二层区分对两者予以明确区分。作为义务违反具有行为识别的功能,将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行为选取出来;而注意义务违反的作用则在于不法属性的区分,实现限定刑法处罚的范围的功能,由此可解决作为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区分难题。

论安保义务人追偿权的理论基础及行使范围

《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安保义务人在第三人侵权时未尽到安保义务的补充责任及其追偿权。安保义务人追偿权的理论基础在于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后就超出自己责任的部分对直接侵权人享有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基于当事人间的利益衡量、《民法典》规范体系和比较立法例,安保义务人追偿权的行使范围应采用全部补充+部分追偿模式,即安保义务人在第三人下落不明或者无资力赔偿时,在承担全部的补充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就超出其内部责任份额的部分向第三人追偿,而且安保义务人就清偿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清偿产生的损害赔偿亦对第三人享有追偿权。

法律义务的基本语义类型与特性

与法律权利语义类型相对应的法律义务语义类型,总体上可分为职责性法律义务和服从性法律义务。法律义务作为义务,具有实践规范性、必然要求性、规定性和强制性。法律义务对义务人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或社会压力,但是,它与制裁或法律制裁不同;法律义务既与错误的观念相关联也与应负责任性相关联,但是,它与责任或法律责任不同。法律义务与以道德义务为代表的其他义务在来源上的不同,决定了它与道德义务在性质上和内容上的不同。就性质不同而言,法律义务具有裁定性和时空性,道德义务不具有裁定性但具有超时空性。法律义务与其所要求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事实上能被实现的关系。道德义务与其所要求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虚拟关系。就内容不同而言,一方面,法律义务所具有的实用目的和政治伦理的内容,是道德义务不可能具有的内容;另一方面,虽然某些法律义务的内容来自道德义务,但是,法律义务在内容的具体规定方面具有具体性、完整性、最终性以及可以消除人们对道德义务内容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董事ESG监督义务的法理逻辑与规范构造

ESG风险已经成为公众公司当前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不仅是应对ESG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契合新时代公司目的的转向,有助于预防化解重大ESG风险,并能够弥补其他ESG促进机制的不足,因而具有充分正当性。尽管ESG属于新兴事物,但根据董事监督义务适用范围的双阶框架,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具有坚实法理基础。我国应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并阐明其内涵。具体而言,董事负有ESG风险识别、建立和维护ESG风险信息和报告系统、事后调查处置ESG风险等义务。同时我国还应对董事ESG监督义务进行体系化构建,要求公众公司分别在董事会、经理层、部门、员工、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构建落实董事ESG监督义务的组织体系。

《民法典》债权人协力义务的体系化分析

合同双方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决定了债务人债务的履行离不开债权人的协力。围绕协力义务,《民法典》虽然提供了若干条线索,但类型化和体系性不足。从合同双方利益状态出发,债权人的协力义务存在真正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双重面向。典型利益格局中,协力仅直接与债权人利益相关,协力义务为不真正义务,以《民法典》第589条为中心的“受领迟延”制度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不因债权人协力行为的缺失而受不利影响。非典型利益格局中,协力对债务人债务的履行和合同目的的实现必不可少,协力义务为真正义务。以承揽合同为例,可归责于定作人的协力义务不履行与定作人任意解除应作同一评价,定作人的损失赔偿责任实为报酬支付义务的存续。承揽人享有对待给付外的其他利益时,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存在被限制的可能性。

论罗尔斯的政治义务理论

政治义务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哈特首先用“相互限制原则”来解释政治义务,这一原则为罗尔斯所继承并加以修正。鉴于该原则存在的诸多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削减了它在政治义务的道德证明中的作用,而诉诸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这个原则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罗尔斯的追随者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罗尔斯从公平游戏原则到自然责任原则的转变反映了他对契约论不同的态度。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缺陷与完善路径

在职务犯罪的调查中,“认罪认罚”和“从宽处罚”是一种单向度的关系,监察机关有权决定是否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被调查人丧失了选择认罪认罚并获得从宽处罚的主体地位,律师无法介入监察调查并提供法律帮助,检察机关也不能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这些规范缺陷导致下游程序出现了“三高”或“一高”现象,最明显的是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上诉率明显高于所有认罪认罚案件的平均上诉率。监察调查处于整个刑事程序的上游,为防止调查阶段出现违法行为,并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以及供述的真实性和全案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有必要在告知义务、律师帮助、监督机制等方面,对职务犯罪调查中的认罪认罚制度予以完善。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

"使用即同意"是构筑网络服务法律关系的基础方式,有其合理合法之处,但也可能因此损害用户的利益。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服务法律关系中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规则制定权、规则执行权、纠纷裁判权、取得特别许可权、法律适用选择权、责任限制或免除权等,同时承当相应的义务,包括注意或审查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知识产权保护义务、隐私权保护义务或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审慎作为义务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所享受的权利群与义务群应该实现总的动态的平衡。法律应当对ISP的权利义务进行适当规制。

德国公司合规审查实践中董/监事会的分级合作及启示

在德国公司实践中,当企业已经或可能出现合规问题时,董事会与监事会各自负有特定义务且在实施合规审查时存在合作可能。具言之,为充分证明已合格履行经营管理职责,董事会有义务通过内部审查探明合规问题的发生原因。但若有证据表明董事自身违反义务,则由监事会实施查明行为;此行为仅限于履行监督义务所必要之范围,同时查明手段亦受严格限制。在实施内部审查时,董事会和监事会可基于公司利益开展广泛合作。原则上,二者协商确定具体合作方式("行动纲领")。在合作中,二者仍须合格履行各自义务并保证对方审查行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应对我国企业合规管理运行不畅的现状,立法者应从确定和完善合规机构及人员的组成及其权责分配以及在合规审查中的具体合作方式等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论有益原则

试图澄清我国医学伦理学著作编写者以及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往往加以混淆的有益和行善两个概念,并阐释有益这一最为基本的伦理原则的意义。由三部分组成:有益的概念、在一般哲学和伦理学语境中有益的意义,以及生命伦理学语境中的有益。结论是,使病人、受试者、公众、社会受益的有益原则是所有临床医生、与健康有关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以及与健康有关的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应该尽的义务,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行善”。而且有益原则应该在诸伦理原则中拥有优先地位。

中国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范围研究

辩护律师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参与人员,由于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和维护委托人利益职责的要求,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独特特点。我国目前立法与实践过于偏重辩护律师承担真实义务,且真实义务范围较为宽泛和笼统。为改观律师目前的弱势地位,保障律师辩护作用的发挥,有必要科学界定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真正内涵,细化其具体内容,并对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进行必要限制。

学生的权利和义务论纲

学生具有公民和学生双重身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在类型上有直接和间接之分,也有第一性和第二性之别,还有可剥夺或可放弃和不可剥夺或不可放弃之异。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标的同一性、自主实现阶段性、不可转让性、时空特定性和平等相对性等特点。

限制与保护:公共健康领域的个人隐私权

个人隐私权应受法律保护,但在传染病防控等公共健康领域,隐私权应受政府公共健康监控权力、医疗机构及疾病监控机构的强制报告义务、保护处于危险地位第三人健康权等因素的限制。建议在我国民法典之人格权立法中规定隐私权保护与限制的一般规范;在传染病防治场合,建立强制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制度,明确规定婚检机构应向婚检双方当事人告知婚检结果;对于与感染者有密切关系处于健康危险地位的第三人,除感染者本人有告知义务外,政府疾控部门亦有义务告知该第三人,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为保护个人隐私权,除传统法上规定政府、医疗机构等相关主体的保密义务、追究侵害隐私权的法律责任外,更应完善公共健康领域隐私权的公法保护,制定公共健康信息隐私保护法,对政府在收集、使用、披露公共健康数据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权力运行进行规范。

从政府职责到科研权利:科技法虚置化的成因与出路

我国科技法规范的主要内容在于设置政府职责,科研主体的权利则较少得到体现。科研权利的缺失使抽象化的政府职责失去启动机制,这即造成了以国家职责为本位的科技法规范难以得以实施而被虚置。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丰富了科研权利的内涵,实现了国家职责向国家义务的转化,这为科技法走出虚置化的困境提供了解决思路,亦即科技法规范应将其实施的助力点放置于"科研权利"而非"政府职责",借助科研权利体系建构相对应的国家义务体系,以科研权利的行使为政府义务履行的启动机制,据此既可使科技法规范设置的国家义务得到履行,科技法的创新激励功能也可被激活。

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间接侵权的过错认定

在兼顾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技术价值论"视野下,视频分享网站在著作权间接侵权中的过错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而作为过失认定的客观标准,注意义务在性质上系安全保障义务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以侵权结果预见义务为视频分享网站注意义务的主要内容,并强调依据不同行为对象设置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对于过错责任形式,由于视频分享网站在承担补充责任后面临追偿成本过高的困境,形式上的连带责任异化为加重的自己责任,而根据视频分享网站的过错和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按份责任能够避免视频分享网站承担过重责任,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分配损害赔偿不能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