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论藏传佛教

马克斯·韦伯是古典时代的社会理论大师中唯一曾经正面研究过藏传佛教的人。他主要分析了藏传佛教中的圣徒崇拜现象,对活佛转世制度、教会制度和知识与救赎关系都有着系统的见解;还分析了西藏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指出了西藏双重政权的合作是西藏文化得以保存和发扬的必要条件。

以东亚玄奘画像为中心审视圣僧神化历程

玄奘大师历尽艰辛,西行求法;翻经译书,创立法相宗,生前身后,无限荣光,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被视为圣人或圣僧。玄奘崇拜包含四个不同的传统:中国主流文学传统、日本佛教祖师崇拜传统、汉藏佛教和日本宗教圣像传统、中国民俗传统。在这四个文化传统中,玄奘被赋予了不同的尊格,分别是佛教导师和翻译家,是佛教宗派创立者;既是虔诚的朝圣者和信仰的传播者,又是超自然力量的见证者和获得者。玄奘大师的多重角色,反映了中世纪早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和融合,佛教传播到其他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嬗变,上层精英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区别以及视觉与文学艺术形式的交织。

蒙古民族生存智慧的文化人类学阐释——以敖包祭祀为例

敖包祭祀是蒙古民族生存智慧的创造。草原独特的生态环境是敖包祭祀发生发展的外部条件;作为蒙古民族族群象征的文化符号,敖包祭祀不但承载着本民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积累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依托,还是一种简单有效的乡约民规,这是敖包祭祀存续传承至今的内在动因。敖包祭祀的主要文化内涵是祭神、祈雨和祖先崇拜。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敖包祭祀在协调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子形象的三维透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总是按时代的要求和各自利益的需要,来重新阐述孔子思想,勾勒孔子形象。古代散文家们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描绘了孔子二重组合的性格特征,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孔子形象;而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种种启迪而形成的崇敬心态,则使士大夫文人将孔子形象加以简化、单一、拔高,变成了无与伦比、只可仰视的"圣";由于统治者和野心家的政治需要,御用文人则按既定目标,想方设法将孔子打扮成了"神";而民间文学传奇的讲述方式,无形中又给孔子形象抹上了神秘的色彩。总之,这些异彩纷呈的孔子形象,既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生动记录,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十分独特的"人物形象"景观。

论《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

"依经立义"即依托经典而建构意义,它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之中,是《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主要方式。汉代之前,圣人之言行与思想凝结在经典中,并以语言为载体发挥教化作用,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以及尊师敬老的思想共同组成"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经学正式确立后,"依经立义"也就成为人们阐释经典的基本方法,并衍生出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的方式。

关羽崇拜东传与朝鲜汉文小说的关圣叙事

壬辰抗倭战争后,朝鲜王朝虽然在南原、汉城等地先后兴建了六座关王庙,但却备受冷落。自肃宗朝开始,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关羽渐为朝鲜人民所推崇,一度成为朝鲜王朝的保护神,关王庙的祭祀等级也上升到国家层面。朝鲜半岛的＂关羽崇拜＂不仅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本文以朝鲜半岛的关羽接受及其关圣故事的小说叙事为研究对象,探讨关羽崇拜的接受过程,解析汉文小说关圣叙事的文化内涵。

“样板戏”的领袖崇拜

"文革"的领袖崇拜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自身绝对权威的想象性再现,这体现在领袖与群众之间相互神圣化的互动关系之中。"样板戏"作为宣扬领袖崇拜的重要的艺术载体,它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样板戏"对领袖的神化与民众崇圣心理互为依托;"样板戏"的英雄崇拜与对领袖的极度崇敬彼此勾连;"样板戏"的剧场演出与剧场观看中的偶像崇拜互相呼应。

历史记忆、仪式场景与社群整合:新加坡华人社群保护神崇拜

传统民间信仰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移民时代以来当地华人社会与文化形态的构建亦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文化形态和宗教功能,而且还体现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建构的社群整合之中。对新加坡华人社群保护神信仰的考察分析结果表明,华人传统民间信仰与华人社会结构存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往往会与祖籍地缘、血缘、业缘乃至方言认同纽带一起并行不悖地共同发生凝聚华人社群认同的整合功能,成为维系其自我群体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之一。而其实现这种功能的有效路径则来源于华人移民社群祖籍历史记忆和本土历史记忆的传承延续与反复强调,以及宗教信仰仪式展演场景下群体互动和新生集体记忆塑造中的情景认同感与归属感。

论张岱与心学

被后世誉为旷世奇才的张岱,是一个多才多艺、志远学博的思想家。以翔实的资料来论证王阳明及其后学王畿、张元忭、杨复所、邓定宇、张侗初等人对他的影响。张岱对心学是极度笃信的,他倡导"旧中翻新",以禅宗去治儒经,强调顿悟,有"孔子是佛"的离奇之说。以他与心学的关系为重点,探索他的哲学思想,其"认得本心"的主张与"狂者进取"的精神以及"学贵自得"的原则,是独具特色的。家族内部世代的传承,应当成为阳明心学及其后学传播研究的一个新视野。

浅论韩国济州岛的文化遗产——“石头公公”崇拜

作为韩国著名旅游胜地的济州岛保留着独特的民俗文化,除了济州岛方言和海女文化以外,最具特色的便是"石头公公"崇拜了。"石头公公"是济州岛的著名文化遗产,它既是济州岛的守护神和象征,又是韩国的生育之神。"石头公公"崇拜是灵石崇拜的遗俗,是拟人化了的石祖崇拜。崇拜"石头公公"的习俗在济州岛源远流长,但这种习俗并非济州岛本土民俗文化,它与中国民间的灵石崇拜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是中国特有的建立在理性思考上的突破了远古神灵崇拜的一种理性信仰,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主宰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至今仍未失去影响力。本文按历史轨迹阐述了圣人崇拜的产生、演变、发展和终结,同时也论述了圣人崇拜的特点和作用。

沿袭三千年之久的“早朝”究竟“朝”什么?

沿袭三千年之久的"早朝"究竟"朝"什么?回答不尽相同,见仁见智。正确的回答是,朝拜正在露出地面(海面)并冉冉升出的太阳。为避免错过朝拜这一光芒四射、光辉灿烂的朝日或旭日,国君同臣子们须于日出之前便等候在宗庙或"大室"之中。这是由日崇拜和基于日崇拜而形成的"朝朝日"习俗决定的。这可以以人类学、民族学和中原民族甲骨文中的证据加以证明。"早朝"在我国后来形成制度,这种制度为《周易·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作了绝佳的注脚。

超凡入圣路迢迢——孙悟空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论纲(下)

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是一个由妖而人、由凡而圣、超凡入圣的完整的艺术形象。孙悟空超凡入圣的生命历程是不断"去私欲""修功德"的修行历程。孙悟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最集中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画廊中,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一个"。不要用阶级斗争理论曲解孙悟空,也不要用西方自由理念与个性解放思想来阉割孙悟空。对孙悟空形象的正确阐释,对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克服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现实与精神的危机意义重大。

超凡入圣路迢迢——孙悟空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论纲(上)

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是一个由妖而人、由凡而圣、超凡入圣的完整的艺术形象。孙悟空超凡入圣的生命历程是不断"去私欲""修功德"的修行历程。孙悟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最集中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画廊中,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一个"。不要用阶级斗争理论曲解孙悟空,也不要用西方自由理念与个性解放思想来阉割孙悟空。对孙悟空形象的正确阐释,对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克服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现实与精神的危机意义重大。

圣君清官:经济宿命、政治理想与文化隐喻

以"性善论"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滋生圣君清官观念的土壤,中国成熟的农业文明则维持着以"为民作主"为自我标榜的圣君清官文化氛围。当代中国社会依然承续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深层机制,权力的人格化与人治的普遍化都表征着圣君清官观念的顽强生命力,这种深入社会心理的思想意识隐喻了现代政治文明构建的艰难。

论普陀山南海观音之形成

普陀山南海观音源自古印度南滨海,经由斯里兰卡等南海诸国传入。南海观音在民间被普遍视为“慈航普渡”、“救苦救难”的海上保护神,其形成与航海关系密切。由于普陀山具备了对外交流的地域与人文优势,故南海观音在魏晋之际已有流布迹象,并于南朝萧梁时期成形。

崇圣:汉儒言说策略的渊源与建构

从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法上看,“圣”虽有形声、假借、会意多种解释,但都指向一种与听觉有关的能力。在天命无常、民神不杂的远古时代,“圣”逐步由通天或通神的特殊能力向敬德、多能的理想人格转化。迨至春秋战国,“圣人”受到儒、道、墨、法诸家普遍崇尚,并被寄托着各种政治理想。有汉一代,孔子由儒家之“圣人”变成天下之“圣人”和“玄圣素王”,体现出鲜明的“唯圣”趋向“唯神”的色彩。一些有识之士虽已认识到其中某些不合理的成分,但其“圣化”“神化”的理论建构与封建王权水乳交融,形成一种话语规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颜元与心学

清初自创一派的颜元,对程朱、陆王作了一番激烈的批判。但年轻时的颜元却笃信陆王,人称"真陆王"。以哲理入诗、"万物一体"论、圣人崇拜、"狂者胸次",这些陆王的主张,尤其是阳明心学的主要观点,深深地烙入了青年颜元的脑海中。颜元创立了以"习行""主动""实用"为核心的学说后,上述心学的观点并未消失,而是降为颜学中的必要环节而变化其原先面目(如"造命回天""狂者进取""圣庸同一"等),这些成为颜元建构自身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哲学史的演进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对颜学与心学关系的梳理,能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历史上不同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

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发展概述

圣徒崇拜是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崇拜已有的古代圣徒外,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基辅受洗后的整个发展历史中,都在不断地册封新的圣徒。整体来看,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封圣史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基辅罗斯受洗到1547年马卡里宗教会议前。由于罗斯国家处于分封割据的状态,教会所册封的圣徒主要为地方圣徒。第二阶段为1547和1549年马卡里宗教会议召开期间。马卡里会议册封了大量的全教会圣徒,并对教会封圣的具体程序,以及纪念圣徒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第三阶段是1549年马卡里宗教会议之后到1721年主教公会成立。该阶段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册封活动成果丰厚,并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特点。第四阶段为主教公会时期,即1721年至1917年。国家对教会的压制使得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减弱,所册封圣徒的数量也随之急剧减少。只是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教会的册封积极性才逐渐恢复。第五阶段是从1917到1987年的苏联时期。苏联成立初期,封圣活动一度停止。后随着政教关系的缓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来进行册封;第六阶段为封圣史发展的当代阶段,从1988年罗斯受洗1000周年至今。这一时期,教会主要是进行20世纪"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的册封。其中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日本古代鸟信仰与中朝崇鸟文化

日本始于弥生时代早期的鸟信仰是具有普遍性的原始信仰,也是日本崇鸟文化的基础。本文结合对弥生、古坟时代的鸟型木器、鸟绘等出土文物以及《风土记》等典籍中相关记载的分析发现:日本古代鸟信仰从出现到形成经历了数次流变,衍生出多重文化内涵,这其中既有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也有弥生文化自身的裂变。具体包括:弥生早期受我国江南地区吴越文化的影响,日本列岛出现了视鸟为谷灵的鸟信仰;弥生中期在朝鲜半岛苏涂鸟杆的影响下又衍生出鸟是结界守护神的思想;弥生末期和古坟时代,在弥生文化内部裂变和多重外来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魂鸟的民俗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