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中国道德的底线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不能通过能效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总觉得那种原则是某些敌对族群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在制度改革上要进一步深化外,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人所皆有、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重建我们的道德底线。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以《史记》、《汉书》相关记载为据,分析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真相可以看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董仲舒所以被推为“一代儒宗”,是因为他始以阴阳推《春秋》灾异之变,属辞比事,古为今用,为汉代儒家学者随时变通转化角色意识建立了典范。董仲舒倡“王道三纲”,不惜违背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学说修正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三纲”说的原始要义及其现代评价

传统"三纲"说实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指三种伦理关系,其二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包涵了和合一体、主从有别的伦理指向,内蕴了各安其分、一本于义的内在要求。"三纲"作为三种伦理关系,其间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三纲"的内在价值在于肯定人伦的重要性,强调人格主体应各安其位、各尽其道。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下的道德建设仍有其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宋明理学“三纲五常”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

从先秦到宋明时期,传统文化伦理纲常体系发生秩序变化与层次调整,尤其是在"君臣"与"父子"关系位置呈现阶段性特征,"三纲五常"结构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在人伦权利与义务上走过了一条双向性、单项性到多向性路径,这是道德伦理复兴,而引起这种变化是宋明理学适应国家政治维系的需要、建立社会"秩序"理念需要、家族行为规范提升需要、礼法思想发展的必然、儒家理论"一道德"需要。

中国古代鸟类学发展的探讨

我国古代鸟类学的发展史可分为两期:(一)前期——汉朝以前;(二)后期——汉末至明朝。笔者对这两期中涉及鸟类的古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和考究,去伪存真,宣扬其精华,纠正其明显错处。在前期中,《尔雅》是一部较为可靠的训诂学书,而在后期当推《本草纲目》和《三才图会》为较有贡献的古典著作。

明代蒙古莽晦王及其所属“冈留三营”考辩

通过对明代《译语》等汉籍史料和17~18世纪成书的佚名《蒙古黄金史纲》等蒙古文文献记载的考订,认为“莽晦王”并非指成吉思汗之弟合赤温后裔,而是成吉思汗另一弟合撒儿后裔科尔沁部最高首领阿儿脱歹王的长子莽晦王;莽晦王所属“冈留三营”并非指哈赤温后裔所属翁牛特、喀喇车里克、伊苏特鄂托克,而是指合撒儿第十六代世孙,科尔沁部莽晦王所属巴尔虎、塔奔、茂明安等鄂托克;明代汉籍史料所载“尔填”部及其酋“可都留”并非指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后裔所属阿鲁科尔沁部及其领主巴衮诺颜,而是指喀喇沁万户及其领主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16世纪20至30年代,东蒙古左右翼诸部领主不仅瓜分了兀良哈万户,而且打击或兼并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后裔嫡系莽晦王所属强大的科尔沁万户。

朱熹道德哲学与意识形态

人们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非常熟悉,且经常给某些理论冠以意识形态的称谓,尤其是与人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理论,往往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但人们对某些思想观念或理论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过程探讨较少。本文采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以我国古代思想家朱熹的理论体系为例,阐述我国古代道德规范"三纲"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虚妄性。

清初地方士人的生活空间与场境变换——以董含与三冈董氏为例

董含出身于繁盛长达二百余年的松江董氏家族,在清初奏销案除籍后,即长期隐居于三冈等地,地方偏僻,处境略微荒凉,但并未阻碍他在江南的闲游活动、社会交往以及对于时政的关心。虽然董家并未受到明清王朝更替之际的政治大清洗,但自明末以来家族的长程衰落以及他这一代董氏子孙在仕宦道路上的挫败,一直没有得到挽救。然而,他们于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与地方场域的活跃表现,隐居时期常与友朋们举行的诗酒之会,以及时或表现出对于地方秩序整顿怀有的关心,最终都被时代的残酷性扫荡干净了。这些都是在王朝更替后,清初地方社会存在的真实情态、士人的尴尬处境与已迹近虚幻的政治情怀,透过董氏家族极形衰落时代生活日常的若干片断及其活动场域的揭示,大都得以约略地呈现。

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

李存山先生最近在批评笔者的文章中,为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三纲"观念辩护,即把"三纲"理解为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尽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认为它代表绝对的等级划分,让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权威。本文在回应中说明"李文"对董仲舒、《白虎通》及汉儒存在误解,认为"三纲"思想在先秦儒家典籍里清晰可见,并非汉儒为了适应秦汉以后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而进行的新创;汉儒在强调谏诤方面与先秦儒学无别,其"三纲"思想不能理解为绝对服从或绝对尊卑。将"三纲"归因于汉儒,以为可以撇清一些历史问题,其实是撇不清的。

民国时期中医外科、皮肤科发展概况

民国中医外科对传统理论的继承主要集中在对《外科正宗》《医宗金鉴》等古代医籍的承袭，以及《外科十三方》等对多种外科膏丹丸散经验的整理。张山雷《疡科纲要》在黄墙朱氏五世外科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辨证心得；丁甘仁外科辨证精到，自拟多种外科名方；梅毒、麻风出版专著；多位外科名家医案传世；医院开设中医外科和肛门病专科；广东、浙江等中医学校开设中医外科、皮肤病、花柳病课程，编写多种外科教材，都体现了近代中医外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