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妒妇

宋人对妒妇现象特别重视,相关记载不绝于书。按照发泄嫉妒情感的方式的不同,宋代妒妇可分为悍妒型、狡妒型、自虐型三种类型。从情感、家庭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宋人对妒妇现象多持批评态度。宋代妒妇产生的原因众多,礼制和法律对妻、妾、婢判然有别的地位规定,宋代社会对“齐家”的重视,婚姻不尚阀阅、以财产论婚姻以及士大夫以离婚为耻,都助长了妇妒之风。宋代妒妇现象的出现,既是不平等婚姻制度的产物,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畸形觉醒的体现。宋人止妒的失败证明了不推翻旧有的婚姻制度,任何措施都不能解决妒妇问题。

艺术、政治与仪式——再探中国古代“蚕织”图像的传播与社会功能

“蚕织”图像,指涉及蚕织劳作活动的图形和影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此类图像主要存在于工艺美术与绘画领域。本文以宋代“蚕织”图像所涉及的三类绘画主题—“豳风图”“耕织图”和“蚕织图”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受众群体为切入点,对以往该领域研究中有关此类图像社会功能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思考。文中对“蚕织”图像的不同受众群体在该图像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他们所起的作用与其自身社会分工间的联系,由此梳理出该图像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完整的传播链条,并讨论了这一传播链条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治理的意义。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宋代士人家族中在室女的家庭角色及地位——基于墓志资料的分析

以宋代士人家族中终生未嫁的在室女为研究对象,以墓志碑铭等为基础史料,将出土墓葬资料与传世墓志文献相结合,对这些文献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比对,分析宋代士人家族中在室女未嫁原因,以及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并从生前接受的家庭教育和身后享有的丧葬形式,探讨宋代士人家族在室女在父家的地位。

《诗经·小雅·鸿雁》主旨辨析

《小雅·鸿雁》的主旨迄今为止主要有多种观点,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和欧阳修《诗本义》之说影响最大。这些分歧主要缘于历代学者对诗中“之子”“我”的称谓身份解读和“鸿雁”意象解读的差异。综合考察此诗的整体含义和内在逻辑,可知“之子”和“鸿雁”是流民的身份和象征,诗歌前两章客观表现了流民在野外劳作的场景,末章为使臣自述,记叙了流民对这场劳作做出不同评价。诗中“我”就是士大夫,即诗歌作者。因诗歌末章集中表达了诗人的情感,故主旨为美士大夫。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论宋代士大夫贞淫观对妇女改嫁的影响及原因

宋代人的贞淫观较为宽泛,宋代士大夫身体力行反对妇女空守节义,宋代妇女改嫁极其普遍,涉及妇女各个阶层,宋代法律也允许妇女改嫁。另一方面理学家和统治者又极力想把封建枷锁套在妇女身上,反对妇女再嫁,但在当时实际上影响并不大。南宋以后直至元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贞节观的进一步提倡,妇女再嫁才成为可耻的事。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宋代文人画作中的家具形态

如今鼎盛时期的明清家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在中国古家具发展阶段中,宋代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转型时期。特别是处于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更是对宋代家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宋代家具形态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整个高坐时期的家具特点,更能够深刻领悟我国传统家具的文化。然而宋代流传下来的实物家具甚少,因此本文试从宋代文人绘画为切入点考究当时的家具形态,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思路来阐释我国宋代家具。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两宋士风述论

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世相,引起了巨大的士风与世风的扭转,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同时,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价值,工商皆本的功利主义风习盛行,并对当时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两宋之际与宋元之际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士林风习也有奔竞、华靡和苟且的突出表现。

黄道婆问题再研究

宋元之际,黄道婆通过海洋平安地来往于海南与江南间,对这一现象的较合理的解释是人口买卖的结果。明代以来,她被官民推上庙宇祭祀的神坛,完全是江南籍士大夫因应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及维护"女织"形象而刻意制造的结果,并由此强化了黄道婆是上海人的历史形象。其实,黄道婆的籍贯也不排除是海南人的可能。

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本文针对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而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古代的士大夫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但士大夫中也确有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本文强调了在当代提倡名节或气节的重要性。

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自明代中期以后,对旅游的肯定已成一时之风,而旅游则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明代士大夫旅游观念系统的梳理,指出文人与道学家在旅游观念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士大夫的旅游体验又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明代的游人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将其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主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而经士大夫筛选,寄托着他们理念的"祖宗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正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连读,两者涉及两种不同的仪礼。因为庶人无庙,故其君、上轼庙时不必下车回避,此即"礼不下庶人"。君使臣以礼,会见大臣当以礼意而非刑意,故"刑人不在君侧"。自贾谊在《新书.阶级》中以"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对之加以阐释后,所引起的争论迄今未决。在承认"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的前提下,通过对"礼"、"刑"的外延加以限制,将之修订为"某些或某种礼不及庶人,某些或某种刑不至大夫",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据此否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真实存在过的制度,其观点虽有可取,但仍然存在前提性错误;"刑无等级"比"礼有等级"更专制。

士大夫情怀与生命意识的文人化追求——李清照文化角色的自我选择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李清照能够在为男性所垄断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的创作表现出了作为时代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士大夫最睿智的思想深度和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杰出作家,李清照表现出了典型的士大夫情怀及生命意识的文人化追求。这集中体现在她的责任感、忧患意识和对隐逸传统的理解、推崇以及审美品味、生活情趣的取向之中。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