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被身份重构的晚明士人:主体觉醒与美学转向

在晚明,身处动荡与危机中的士人群体已然开始摆脱时代政治伦理结构及其空间的束缚,致力于营构主体化美学生活。在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晚明士人在文化、艺术、工艺等领域促进了新观念、新学术、新思潮的不断发展,最终催生了晚明士人主体美学意识的深度觉醒,形成了全新多元的、生活化的主体美学新转向。

精神与现实的双重空间:出版业兴起下的晚明书肆

书肆这一城市商业空间在古代社会有着较为独特的地位,作为书籍交易的主要场所,其不仅承担着书籍的刊刻与销售工作,还是将书籍与士人和城市相连接的桥梁。晚明书肆的繁盛,对三个空间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一是士人群体的精神空间,士人对于书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书肆既可以代表渊博的知识空间,亦背负了晚明士人学风混杂的责任;其二是现实空间,因士人与书肆的紧密联系,一些书肆在京城中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且优越,城市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书肆,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三是政治空间与“公共空间”,书肆成为士人交流交往的公共空间,士人在书肆中展现自我、谈论政治。一些书籍通过书肆广泛传播,甚至波动了晚明政局。

17世纪的山景空间营造——以晚明松江府颐园为例

江南园林行进至晚明至清初(约1682-1700)这一重要的历史关隘,大量的营造积累和富有启蒙色彩的社会与艺术语境,几乎必然会沉淀出一些更趋成熟精约、更富于张力的布局类型,这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涉及。文章以松江府颐园这一很可能全方位存留了晚明至清初布局原状却较少受到关注的小园为例,尝试通过纵横比较,剖析其“一山三面”的山景园布局、局部“一河两岸”的水景格局,以及高度线性化的建筑格局,并回溯其与更早期古典三段式“隔水面山”布局之间的逻辑关联,辨明其间的轴线扭转关系,探讨其出自名匠张南垣派系之手的可能性——这对中华园林史的完整叙述,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意义。

云光落茗杯:晚明文人尚茶之风对园林的影响

瀹茗作为晚明江南文人闲雅园居生活的重要内容,对文人园林的物质空间、园居活动及精神意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大量涌现的晚明茶书、文人小品及日记为据,概述了江南文人的尚茶之风和造园情况,着重分析文人园林中专设茶寮、书斋茶寮、厅堂亭榭等饮茶空间的经营布置和不同品茗环境的营造选择,总结晚明文人茶艺与茶道"清""雅""趣""隐"的内涵,并论述了文人茶道与园林精神意趣的渗透和共通之处,揭示茶饮与园林之间的深层联系。

论晚明文士对江南私家园林建筑及家具的影响

晚明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政局腐朽动荡、经济发展繁荣、文化交流密切,郁不得志的江南文人士大夫们积极参与到私家园林设计及家具的艺术创作之中,将文士特有的文质融入到江南私家园林建筑与明式家具之中,为这两个建筑与家具历史上的高峰做出了巨大贡献。

晚明“上海三园”造园特征探析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上海私家园林的营造达到高潮,位于上海县城内的露香园、豫园、日涉园是其典型代表。三园各具特色又在造园意匠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文章从整体格局、堆山置石、园林理水、园林建筑等方面探究三者的造园手法与理念,总结"上海三园"所代表的晚明上海文人私家园林在空间与要素方面的特征,挖掘其作为江南园林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性以及自身的地域性。

晚明旅游者的精神世界探析

晚明时期,旅游风气盛极一时,尤其士人阶层好游成癖,他们置身山水,荡涤心灵,其动因在于追求性灵复归和个性解放。旅游本身的价值在晚明旅游者的精神世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大量游记文体的出版,则是他们对中华旅游文化的最大贡献。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

通过史料的搜集与研究,采用归纳、分析等方法,从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演剧史诸角度,探讨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认为: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的兴盛是晚明戏曲繁荣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晚明文人特有的文化品位与审美追求。拍曲制乐、调教家伶、顾曲赏剧乃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文人园林社集或闲常的社交雅聚亦往往附带演戏唱曲。作为文人文化的具体表现,晚明文人颇为频繁的园林观演剧活动既是其生活情趣与艺术才华的显现,对于戏曲的发展亦有着丰富而广泛的意义。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

鲜花的鉴赏品评乃是晚明清初江南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生活的一个面向。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其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方式,鲜花鉴赏是其媒介之一。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士人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借由对鲜花的鉴赏品评,达到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并体现其人文关怀,寄托人生理想,营造闲雅的休闲文化。凡此种种,形成该阶层普遍的生活哲学,由此折射出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和士人价值观念的嬗变。

晚明江南造园中黄石叠山的兴起及其原因探析

晚明江南园林开始兴起使用黄石来叠造假山,明末清初以后,黄石被大量运用到造园中,形成了与太湖石分庭抗礼的局面,这是晚明至清初江南造园的转折中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变化。梳理其兴起的过程和影响,并从多方面来探究这个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除了石材资源与成本的影响外,晚明造园画意原则引导下叠山技法的变革是主要的原因,其背后还有当时社会审美思潮的推动。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论明末清初剧作家的“佳人”情结

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佳人形象呈现出了明显的共性特征,均是集色、才、情、德于一身的美好女性。在这样完美的佳人身上既寄托着中国文人的婚姻理想,也包含着文人潜在的攀附心理。在明末清初剧作家的潜意识里,佳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为男性服务,因此,佳人越是被塑造得完美,就愈加巩固了男性的中心地位。

昙阳子“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像

晚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之女王焘贞自称灵异,号为"昙阳子",并将择期"升化"。昙阳子"升化"为当时轰动东南一带的一个宗教性狂热事件,其父王锡爵与同里的王世贞并因此事受到纠劾。而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与二王有交游来往的知名文人学士,他们为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有个人信仰、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失落后的宗教想像。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晚明江南士人群体休闲观的当代阐释

晚明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与此同时,朝廷党争激烈,政治黑暗。士人们刻意选择退处山林,隐世逃名,形成了普遍的休闲风气。在此背景下,江南士人据其休闲实践及其对休闲现象的体认与观察,提出了诸如天人合一、闲能有为、雅俗分途、主静修身以及三教互渗等的休闲观,与西方古今哲人的休闲思想十分契合。因此,晚明时代无疑是中国古代休闲的自觉时代,也是本土休闲思想高度发展的时期之一。江南士人休闲观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影响对今日中国休闲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和参考价值。

剧中江南:晚明苏州传奇地域文化特色之一

晚明苏州剧坛的传奇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江南地域文化特色。深入分析这一特色形成的原因,对于探究戏剧与地域文化的依存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晚明“三教合一”思潮与越中士人的静坐修习——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等一样是为了劝善改过,而他与白马诸友或知交僧人讨论最多的也是阳明学的修身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