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经中式”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在明清时期有关人物传记的文献中,常有“以本经中式”(如“以《诗》中式”“以《春秋》中式”)的记述方式。这种记述方式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因本经文优秀而中式”,以致有人把“首艺”误解为第一篇本经文。事实上,这一记述方式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它是“以某经为本经参加科举而中式”的简化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本经中式”与这样一种选拔制度相关:考生占经应试,以该经为参试的个人标识;考官按经分房阅卷、按五经配额录取。

外柔内刚,鲠直持正,秉持气节——明清江南士大夫人文精神的一个面相

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士大夫形象,无论峨冠博带的饱学之士,擅长鸿篇巨制的文学侍从之臣,还是娴熟典故参赞朝政的藻饰能手,能言善辩的博雅君子,似乎儒雅有之而缺乏胆气,温婉有之而少阳刚之气,小心谨慎有余而开拓进取殊少,驰骋疆场斩将搴旗者更加罕见。这其实只是江南士大夫治国理政、行为出入的一个面相,远非江南士大夫人文精神的基本面貌。江南士大夫外表貌似柔弱,内心实无比强大,态度似乎和顺,意志则极为坚定,往往是外柔内刚,力重千钧。他们学养丰厚,恂恂儒雅,其实是非分明,原则问题绝不退让;其谈吐多温文尔雅,少见其过激举动,但事关国家兴亡和社稷安危等大事,则虽九死而不悔,多能置生死利害而不顾。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晚清生员日常管理的蜕变与形式化——以生员阶段的张謇社会活动为例

清政府在各地学宫刊刻了一系列规定,对生员们的日常行为进行管理,尤其严禁生员们参与诉讼、干预地方政务等。然而晚清时期,由于新形势带来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套制度逐渐沦为形式。晚清状元张謇在生员阶段就积极参加地方政务,几乎未受到该制度的任何影响;不仅如此,张謇同时代的生员们也活跃在地方事务上。这些都表明清政府长期以来的生员管理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

论宋代的妒妇

宋人对妒妇现象特别重视,相关记载不绝于书。按照发泄嫉妒情感的方式的不同,宋代妒妇可分为悍妒型、狡妒型、自虐型三种类型。从情感、家庭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宋人对妒妇现象多持批评态度。宋代妒妇产生的原因众多,礼制和法律对妻、妾、婢判然有别的地位规定,宋代社会对“齐家”的重视,婚姻不尚阀阅、以财产论婚姻以及士大夫以离婚为耻,都助长了妇妒之风。宋代妒妇现象的出现,既是不平等婚姻制度的产物,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畸形觉醒的体现。宋人止妒的失败证明了不推翻旧有的婚姻制度,任何措施都不能解决妒妇问题。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清末西方三位考察家对西北社会及新政考察的述评

清末新政时期,西方三位考察家通过考察丝绸之路沿线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从局外人的角度发表对西北社会问题和新政推行情况的看法。抛开中外交往不平等和不公平背景,这些考察家尽管考察目的各异,但对西北社会问题的评述和对新政推行情况的看法还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使我们对这些内容有了较直观的认识。这给我们一些启示,推进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互鉴,需要我们不仅弄清我们眼里的世界,也要明白世界眼里的我们。从这个视角讲,他们的考察应该属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内容。

士子文人的生活隐喻——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的叙事性研究

“博古”一直以来与文人有紧密的联系,至清代,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博古图像极为盛行,且表现形式丰富。由此,以瓷器上的博古图像为研究对象,试图使用叙事研究方法对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背后的文化隐喻展开讨论。将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分为3个类别:一是以古器物为主体的图像研究,探索这一类图像与当时文人鉴古风气以及文人文化思想的关联;二是分析博古元素作为辅助图像在文人场景中的表现与应用,探究瓷器上博古元素在文人空间的象征寓意;三是以美人空间中的博古元素为研究主体,分析“不在场”的文人对于女性空间的理想化构建及其图像背后的意义。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宋代士人家族中在室女的家庭角色及地位——基于墓志资料的分析

以宋代士人家族中终生未嫁的在室女为研究对象,以墓志碑铭等为基础史料,将出土墓葬资料与传世墓志文献相结合,对这些文献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比对,分析宋代士人家族中在室女未嫁原因,以及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并从生前接受的家庭教育和身后享有的丧葬形式,探讨宋代士人家族在室女在父家的地位。

清代云南诗古文辞家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其成因探赜——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一个范例

有清一代,云南不仅涌现出大批文士,还有与全国学子同台竞技时一举夺魁的袁家穀,是云南文化史、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综观云南古诗文,其分布情况在空间层面,呈现出地域的广泛性与不平衡性:一方面,几乎各个府域都有诗古文辞家;另一方面,又以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为诗古文辞家涌现的三大区域,形成了滇中、滇南、滇西三个核心诗古文辞家圈层。在时间层面,清代云南诗古文辞家以乾隆、康熙、嘉庆年间居多,呈现出了曲折式的分布特点。清代云南诗古文辞家的时空分布虽然是文化地理现象,但非朝夕而成,背后有着复杂的演化机理,是中华民族内部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典范。

清代女性学者治学的“助力”与“阻力”——以《列女传》女性注者为中心

清代知识女性群体不断扩大,女性学者频出。通过对《列女传》的三位清代女性注者王照圆、梁端、萧道管治学著述历程的考察,沿着婚姻关系、跨时空的女性情谊、生育与疾病三条线索,发现丈夫的支持是女性学者开启学术之路的首要条件,而女学者之间的情谊能够激励、坚定彼此的创作信念,也是女性持续治学的“助力”。与之相对的是,婚后生育带来的病痛与不确定性,限制了女性学术的潜力,是她们最主要且难以抗拒的“阻力”来源。

清末民初士人王舟瑶的著述人生

王舟瑶追寻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能敏锐觉察晚清学术发展潮流,确立“从经中求道”的学术旨趣。他紧跟时代发展变化,认同并践行近代教育理念,成功实现从传统士人到近代学人的转变。学术旨趣、教育实践、存续文脉是促使其转变的驱动力。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宣泄·还原·象征:清代西域文人对葡萄意象的建构

较之唐人,清人开始更加关注西域百姓的日常生活,葡萄意象为诗言志功能提供一种个人情感宣泄的出口,是清代文人宣泄苦闷的完美载体,寄寓了他们的乐观旷达之情;葡萄意象频繁出现于清代西域文人笔下,还原了边疆安定的生活场景,寄寓了清代文人内心深处的风雅精神,展现了西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场景;葡萄与葡萄酒象征意义在清代西域文学中表达得更加明显,是建功边塞的象征,寄寓了清代文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清代文人借助于葡萄意象,开启了中原和西域情感认同有效融合的进程。

明清“士商互动”对岭南私家园林风格的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与商阶层打破彼此间的隔阂,逐渐产生互动,引发了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岭南因地理位置的优势,在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士商互动现象更为明显也颇具特色。文章从士商互动的角度出发,选取以文人园林为代表的苏州园林和以商贾园林为代表的扬州园林作为参照目标,将二者与岭南地区私家园林风格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士商互动现象对岭南私家园林风格形成的影响,从而更好的理解社会和文化以及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深远影响。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

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 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