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馆与政府图书校勘职能

初唐文馆的名称及文馆学士职能几经变化,这种变迁,与盛唐时期图书校勘发展有莫大的关联。

论初盛唐文人干谒之风的成因

初盛唐文人干谒蔚然成风,其中初盛唐重视举荐的选官制度是这种风气的直接成因,自信进取的时代精神是它的内在动力,荐贤为公的社会观念则是它的外部条件。

初盛唐状元初始职任考

文章简述了唐代的守选、释褐制度,对有案可稽的10位初盛唐状元的初始职任作了考证,认为初盛唐状元夺魁后初始职任并不像明、清状元那样统一与固定,而是比较随意;初盛唐政府对状元初始官阶的规定根本没有执行,有时还有较大的向上浮动,这种浮动带随机性。

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对唐代进士科举子申送和省试时间进行考证的基础上 ,得出了进士科举子在每年的十月份申送 。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唐代的状元并不受重视

唐代的状元桂冠来得容易;夺魁之后并无特别的待遇:不立即授职,到授职时起点官阶很低,入仕之后也不因是状元而被另眼看待;唐人文集中不注意及第名次,也基本不用“状元”一词。总之,同是状元,在唐代远不如宋代中期以后的地位高。

清儒笺注唐别集的时代特征

清朝是唐代文学传播与研究的全盛时代,就清儒笺注唐别集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前代。清朝又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集大成时期,清儒笺注唐别集又具有明显的集大成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全力以赴精校细勘以求唐别集完备无缺,还表现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贤时哲的研究成果,广泛搜集汇编别集作者的传记及别集作品的序跋、评论、题咏等相关研究资料等。这些都是清代学术集大成特征的具体表现,也是集大成时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咏之士”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作者多为"文咏之士",撰史善于叙事,喜取小说,文辞华美,使唐初八史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此外,唐初八史的尚文之风,唐初八史于史书中明确表达文学观的做法,都缘于著者的文士身份。

从宋跋本《刊谬补缺切韵》“又音”看初唐声母

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又音音注,反映了初唐时音与方音的语音面貌。

干谒之风对初盛唐文人漫游及边塞诗的影响

初盛唐文人干谒求仕成风,为行干谒之事,就必须漫游四方,远游边塞。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初盛唐文人的漫游之风,而且推动了初盛唐边塞诗的繁荣。

初盛唐边塞诗的时空描写艺术再探

初盛唐边塞诗运用了多样的时空描写艺术,包括时空拉伸、时空迁移与时空对接,构筑叠加时空和三重时空结构,大大提升了边塞诗的艺术感染力。时空拉伸包括空间拉伸和时间拉伸,而空间拉伸又有平面空间拉伸和垂直空间拉伸。三重时空结构包括"外——内——外"和"大——小——大"时空结构。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看,是把客观时空转变为主观时空,为客观时空涂上浓重的主观色彩,从而使诗歌艺术感染力达到极致。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出土史料与唐修《晋书》相关问题再考察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与撰人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出土的《薛元超墓志》《辛玄驭墓志》与《卢承基墓志》所载信息,不仅有助于对《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作出合理的解读,而且可以据此勘察《旧唐书》对《晋书》撰人记载的缺漏,解决《新唐书》对《晋书》撰人的误判等问题。由此启迪我们,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尤其是对中古史学的探讨,应将着眼点从原来聚焦传世文献扩大到出土史料,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古史学的发展脉络。

情深兴远:张说、张九龄山水感兴诗风论略

张说、张九龄为有唐文学由初入盛的关键人物,考其诗作,以"情深兴远"之山水感兴诗尤足为其诗风之代表。二张贬谪期间得江山之助,思苦、情深而不失士人之本怀,且一出于雅怨不失正而善于取象,可为孔颖达"兴必取象"诗论之实践,对于盛唐诗坛影响甚巨。

《万叶集》中的咏梅和歌

《万叶集》里的咏梅和歌集中出现在天平时期（729-749年），大多出自大伴旅人、大伴加持等贵族官人之手。本文通过具体分析《万叶集》咏梅和歌中梅与雪、梅与柳、梅与莺以及梅花“插发”等几种主要模式，指出其在构思、选材以及用词上模仿借鉴了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咏梅汉诗赋。但由于中日两国传统审美情趣的不同，汉诗赋与和歌的根本差异，《万叶集》咏梅和歌与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咏梅汉诗赋在意境和文化蕴涵上又存在着本质区别。

初唐士人心态和书法风貌初探

初唐的书坛呈现着特别的风景,体现了初唐士人心态中家国格局与开国气度,具有承先启后的性质。在王学书风盛行的总体情貌下显示着四个基本特征:晋人风度的延续;法度的强化;书学在教育和科举中的拓展;众多书论家的出现。

初唐史官对“文儒”的认识

作为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学者型文人,初唐史官在《晋书》等史书中经常运用"文儒"称谓历史上的一些受到帝王重视的文人,其中隐含了他们对"文儒"的特殊认识。在这些认识中,既包含了文人人格的新趋向,同时兼具变革梁陈绮靡柔弱文风的意义。这说明在处于南北文化逐步交融的初唐,史官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文儒"这一全新的文人形态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化走向。

略论唐代的状元宰辅

唐代251名状元中位至宰辅者,初、盛唐连一个也没有,中唐出现了一个,中晚唐之交有3个,唐末集中出现了6个,占状元总数的3.98%,数量与掌权时间均无法跟宋代相比。他们的人品、业绩差异悬殊,而宋代状元宰辅则相对整齐。10位状元宰辅死于非命的占一半,这在宋代及以后也是难以想象的。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

论初盛唐碑志文创作的兴起及原因

自初唐起,时人对于碑志的认识发生了深化,从传统礼仪之用扩展至现实政治需要。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碑志创作空前活跃,在创作数量和规模上达到了兴盛,具体表现为创作群体的壮大、追求刚健大气、恢弘壮丽的美学风格及发挥圣门、润色鸿业的时代精神。初盛唐碑志文创作的兴盛,除文体自身演进变革的因素外,还和大一统政权下人们的文化观念和创作心理有关。初盛唐碑志创作的兴盛是唐代文人活动的重要现象,也是认识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