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

唐代落第诗在展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品格、自我价值观念、情感世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 着重阐述其所折射的士人文化心态:文场蹉跎、失意怀羞的心理;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怀才不遇、感伤意 绪的流露;进取归隐、儒道意识的转换等。并进一步审视唐代科举之下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

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

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若要得到官资,必须先通过关试,再由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以及使府辟署等途径入仕。吏部铨选为通常仕进之路,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为快速仕进之道,使府辟署为回旋仕进之途。多种渠道选拔人才是唐代选官体制的基本特点,修业奋进跻身官场是唐代进士及第者的普遍心态,由此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生活。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 ,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 :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 ;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 ,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 ,丑态百出 ,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 ,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 :或沉迷学术 ,或放任自流 ,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其内容主要包括: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第一辑共17种,近3 000万字。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试论明清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

明清对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遴选与确定,基本上由当朝天子及各科主考官依照凭文而取、兼及形貌的准则在周而复始地运作,但其他诸多因素也同时掺杂渗透进来,造成了13种异常现象,彼此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正面功用之发挥低于负面效应之浸渍的态势。凡此正是皇权至上的逻辑产物,政治支配的必然结果,传统思想和世俗观念驱动下的典型表现,不仅折射出明清诸帝执政期间的特定历史状况,映现出两朝各阶段政治局势的主要特点及其国势盛衰变化的总体进程,还带出周期性的嬗变规律来。

“及第团圆”一解——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的文化阐释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形成了"及第团圆"的结局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的形成与古代中国人的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续文献通考·选举考·金登科总目》订补

《续文献通考·选举考·金登科总目》堪称金代科举史纲要,简括清楚为其特点。但也存在着诸如遗漏、舛误、浑漫之类的问题,凡18处。对此予以订补,自会使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得到进一步开掘和利用。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论析

在中国古代选士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的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 ,从隋唐之际到清朝光绪年间 ,历时 13 0 0余年 ,经历了自身的演化发展过程。在中国教育制度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对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注重客观标准、考察真才实学的合理性、开放性 ,于今天的教育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应有启迪意义。

清末科举:实践背离严密制度的困局——以一个应会试的书院老师的视角

丁治棠曾经求学于成都锦江书院,先后任四川尊经书院分教,合州瑞山、合宗两书院山长。丁治棠虽然在经学方面较有建树,但他仍然热衷于科举功名,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会试的全过程,所记科举实施情况与清代统治者规定的科举制度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有的实施环节甚至完全背离了科举严密的制度。这使得晚清科举陷入到既无法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值,亦无法吸引读书人积极应试的困境之中。而清末统治者既无力,也无心重整科举,因此其走向停废似乎就是必然的结局了。

《文献通考·选举考·宋登科记总目》校订补遗

在现存史籍中仅由《文献通考·选举考》开列的《宋登科记总目》 ,堪称两宋科举史纲要 ,但在各科录取人数和状元省元姓名两个方面存在着诸如歧异、讹误、遗漏等问题 ,对这些问题亟需择要加以补正者至少有 3 2条 ,如此剔除其翳障后 ,方能使该《总目》固有的史料价值得到进一步开掘和更好的利用。

论清代大运河漕粮税收征管中科举文士的法律责任与优惠待遇

为了保障大运河漕运水路畅通所需的巨额财政赋税的征收管理,清代漕运法律对于科举文士奉行普遍征收原则,对于他们的抗税、欠税等涉税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同时,在遵循“郑重斯文优待文士”的理念下,在漕粮赋税征缴上,清朝法律对于科举文士,还推行了清以前朝代所设有的因人制宜、分类管理的细化税收优惠措施,这为我们现代完善税收征管法提供了历史借鉴。

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

历来,研究科举,大多关注士人获取功名的过程,视线也基本停留于士人登第为止,而对士人登第后的命运则较少关注。文章则从微观个案出发,宽泛地考察作为下层官僚的普通选人改官觅求荐举状的难度和贫困,以及在改官之际选人所遭受的各层官吏盘剥。仕途蹇涩与官场污浊,由失败、失意、失望而导致的绝望,让不少士人对仕途产生淡漠与疏离。心态的变化带来了行为变化,士人流向走向多元化。然而,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流向以外,士人失意的一面一直被无意而深深地遮蔽。这种遮蔽给后世考察士人流向带来很大困难。本文钩玄索隐,从文献中归纳出一些反映士人流向的个案。在这样具体事实的分析基础上,再由微观到宏观,从士人流向多元化,展示社会转型之渐。并且放眼元代,从社会变化上寻求南宋与元代乃至明清的联系,申说作者近年来主张的宋元变革论。

科考废除与晚清知识分子的转型

科举考试作为一项选材制度,让处于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了跻身上流的机会;科考也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然而1905年科考的废止阻断了知识分子由士入仕的道路,动荡的社会以及逐步形成的商业社会使知识分子难以适应。在赖以信仰的科考无以为继之后,士人们或经商办报或投身于小说创作,鸳蝴派的出现使文学形态转向消闲趣味化,稿费的制度化则促成了职业作家的出现。

论“贫女诗”与唐代社会变革

"贫女诗"是唐代中后期较为集中地出现的诗歌主题。根据诗歌文本与作者的写作意图,"贫女诗"可分为白描"贫女难嫁"和隐喻"寒士难举"两种类型。"贫女难嫁"和"寒士难举"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都与唐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贫女难嫁"是唐代社会结构变动、士族门阀走向解体对人们婚姻观念的影响,"寒士难举"则反映了科举制替代官僚世袭制的变革。

吴中四才子的功名心

从明弘治到正德嘉靖年间,吴中地区文人才子辈出,而徐祯卿、祝允明、文徵明和唐寅作为这一时期的吴中文人的代表,固然具有不同于普通文人的潇洒态度,其功名心的存在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他们,走仕进道路、参加科举是很自然的选择。但是这种功名心并不强烈,这也契合了当时吴中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氛围。

王猎登特奏名进士第时间考——兼论《宋代登科总录》登科士人信息录入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王猎登特奏名进士第的时间不是《宋代登科总录》录入的天圣八年(1030),而应该是庆历二年(1042)。这是《宋代登科总录》录入登科士人信息存在错误的一个例证。除此之外,《宋代登科总录》还存在为登科者编纂小传的信息含量略显不足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志、族谱等史料利用得不够充分。

论《儒林外史》胡屠户形象

胡屠户是《儒林外史》中身处社会底层身份卑贱的小商人,是作者刻画得较为生动鲜活的形象之一,作者通过对他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人的价值观的扭曲,深刻揭示出促使儒林士人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攀登、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

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功令文字,发轫于明初,发展变化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基本定型,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本不属于文学范畴,仅为考试而设,但明清两代的读书人若欲出仕,就必须钻研其技法,以赢得考官的青睐,争来获隽的荣耀,打通仕途的入口。长期的耳濡目染,必然影响读书人的思维方式,撰文吟诗也无不有八股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从而令这一考试文体与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影响了两代士人的心态。

科举家族女性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广西玉林《牟氏家谱》为主要史料,以事例列举和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作为科举时代高山村牟氏家族的各类女性,包括原配、继配、庶与妾以及贞妇群体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她们在科举家族的发展中主要扮演了科举文化的交流、传宗接代和家族维护三种社会角色。不同群体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一样,并初步提出了科举家庭、非科举家庭等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