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校务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

构建完善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必须明确校务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校务委员会是校长的主要决策形式,学术委员会是学术权力的重要表达方式,高校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核心。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农村地区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现状、问题与启示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是发展中国家里文盲率最高的地区,教育的严重滞后已经影响到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1994年开始,巴基斯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学校管理委员会,以期解决农村基础教育问题。这项制度在旁遮普省的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对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教育有一定的启示。

校务委员会在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变迁

校务委员会是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和一项重要的制度。由于不同时期高等学校面临的形势不同,尤其是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校务委员会也会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职权和人员组成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关校务委员会的一些主要的高等教育政策、法规文件,结合校务委员会在一些高校的实践及其在各个阶段特点、作用的变化,可以发现职权充分、明确,人员组成广泛、稳定的校务委员会对高等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是当前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可行的一个方向。

职业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无间融合的实践——以香港职业训练局为例

香港职业训练局是香港职业教育的主体。香港职业训练局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业界一直积极推进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无间融合,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融入企业文化核心因子,吸收企业文化基本元素及凸显企业文化的职业化。正是源于职业训练局与业界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和无间合作,形成了香港成功而又独特的职业教育文化积淀。

英国学校委员会运作的反民主审视

在英国,学校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是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重要途径,旨在发挥民主教育的作用。古特曼认为,民主教育意味着教育目的和手段都是民主。为了增进民主教育,她要求从反民主因素即压制性和歧视性因素反思教育。从这两种因素审视英国学校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的民主运作,可以发现英国学校存在威权主义的压制性因素和参与资格限制等的歧视性因素。消除这些不民主的因素,需要不断审视学生的参与经验,树立儿童权利观与民主观念,强化民主参与的包容性。

高职院校“政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研究

国家实施"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将政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列为重点建设内容,从中央财政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着力突破"政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制约瓶颈。针对高职院校政校企合作培养人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着力探讨加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主动"的多元参与的共生共融体制机制的途径,有效地推动高职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以适应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探究

校务委员会是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和一项重要的制度。由于不同时期高等学校面临的形势不同,尤其是随着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校务委员会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构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科学决策、依法治校"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

组建“三层面”理事会 创新校企合作办学体制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在办学体制机制改革中,应用相对成熟的理事会体制,探索出职教集团、产教合作、专业建设"三个层面"的校企合作理事会办学体制,建立了"政府办教、集团办学,产教融合、专产对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体制机制,构建了良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体制环境,较好地推动了各项教学改革工作。

多元主体参与视角下公立中小学治理结构之重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结合公立中小学的管理和发展实践,通过分析和平衡学校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诉求,在多方主体权益诉求的博弈过程中重塑公立中小学治理结构,这对寻求构建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高职教育校企深度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文章拟在校企深度合作实践中,探索共建管理机制管控矛盾和问题,扎实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中晚明的讲会运动与阳明学的庶民化

明代讲会,除了学术性较强的讲学聚会,还有颇显庶民性、宗族性特征的所谓"乡会"。当时乡会的社会管理功能已超过了讲学教化,其学术性、精英性也已逐渐让位于庶民性、宗族性。如果说随举之"会"的特征在于它的群众性,那么书院之"讲"的特征便在于它的精英性,而无论群众式的随举之会还是精英式的书院之讲,其目的都是为了崇德教化、净化社会。阳明学在中晚明的突出面向是从精英到草根的转向与变异。这一转化过程主要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右地区和其它边缘地区。尽管在阳明学的草根化的转化过程中,还同时存在着政治精英化的倾向,但就中国思想史的主体而言,阳明学的草根化要明显强于它的知识精英化,而且较之其政治精英化,其草根化的趋势或许更具颠覆性的意义。

对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理事会组织架构设置的几点思考

校企合作理事会是沟通政府、学校、企业等单位之间的联系以及共商合作发展建设事项的机构和平台,必须构建起合理的组织架构,才能很好地履行理事会的各项职能。在实践中,校企合作理事会在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促进校企共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组织架构上仍然存在组织机构臃肿、配套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措施缺乏、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校企合作理事会组织架构设置应遵循学生导向原则、动态原则和区域原则。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示范区过程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过程管理有助于合作制度持续创新、各方资源高效运用、合作目标有效完成。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与行业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组建江苏现代畜牧业校企合作示范区,理事会作为其管理机构在运行中注重过程管理,并采取多方共赢、深度合作等具体措施以加强示范区过程管理机制创新。

以现代学徒制推进“3+3”中高职有效衔接的路径研究

“3+3”中高职衔接分段培养工作,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要素,也是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对口行业企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重任。目前,“3+3”中高职教育衔接不畅的现象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衔接院校的合作目标定位偏差、课程设置不成体系、合作载体较为单一等方面。现代学徒制在“3+3”中高职衔接分段培养工作中的有效运行,有利于增强分段教育职业性、企业参与主动性和学生学习导向性。这一过程中,需要政府支持,组建衔接专业校企理事会,校企一体提效衔接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拟订衔接专业学徒培养方案,统筹衔接课程一体化设计,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生涯发展的基石。

论民国中后期武冈中等师范学校训育实践——以武冈境内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为例

学生自治会是民国时期训育实践的基本组织。民国中后期武冈境内设有三所师范学校,县立、省立共存,初级、中级并立,训育工作以学生自治会为依托开展系列实践活动,取得显著成效:训育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发展,是课堂教学以外德育的有益补充;重视社会实践、讲求实践实效性是训育实践的最大亮点。立足社会、融入生活,要求学生将所学回报于社会,有目的地服务于社会,这种社会实践模式对我国当代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有理想、有担当、不脱离社会现实、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不无启示:道德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班级组织的有效管理和运作是提高实践实效性的重要路径。

理事会体制下“厂中校”人才培养的探究与实践——以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为应对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在理事会体制下校企共建"厂中校"是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途径,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平台。文章以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为载体,详述学院在理事会体制下"厂中校"人才培养的探究和实践。实践证明,该体制下的"厂中校"人才培养模式对高职院校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民主参与学校管理机制——西班牙学校理事会职权演变及其成因分析

学校理事会是教育界成员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机构,有助于推动教育管理现代化和民主化。1985年在国际趋势和国内环境的双重作用下,西班牙正式确立学校理事会制度。一方面,教育管理分权化和校本管理成为当时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主要潮流,推动了西班牙学校理事会的产生;另一方面,西班牙结束独裁统治,民主政治回归,也为学校理事会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西班牙学校理事会的职权演变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85年至20世纪末是其产生发展时期,教育法不断完善其人员构成、职能权力和日常活动规定;21世纪初至今,西班牙教育法案不断修订学校理事会的职权,学校理事会在享有决策权和咨询权之间呈钟摆式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包括:西班牙政党轮替导致国内政治环境和教育意识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学校管理专业化和民主化之间的矛盾推动二者展开博弈;西班牙学校理事会在现实中权力分配不均衡,家长和学生权力较小,导致民主参与学校管理有名无实。综上,在探索民主参与学校管理机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保证校长在学校理事会和学校管理中的主导和引领地位,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真实参与学校管理,保证学校管理系统的灵活性和平衡性。

过渡时期的高校治理模式——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1949-1952年)研究

校务委员会(1949—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复旦大学的过渡性治校机构,也是众多有代表性的同类机构之一。基于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其他相关校史史料,笔者剖析了该机构在成员结构、职责权限、决策机制和运作状况等方面的特征。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非嵌入式领导下进步师生主导的民主治校模式,具备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校务委员会既对过渡时期复旦大学的接管、改造与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在实际运作中面临着效率不彰、组织膨胀等问题。随着高校改造与治理工作的深入,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背景下,复旦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制最终于1952年成为历史。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和新政权谨慎探索与调适着高校管理政策。

关于架构和谐教育生态环境的思考

社会和家庭参与学校管理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家长委员会曾经在协调学校与社会和家庭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不能真正推动有效教育共同体的形成。学校议事会制度是一个新的探索,虽然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却能够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它为和谐教育生态环境的架构而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理事会制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目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办学在深度、广度、成效方面,都不能很好满足高职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南京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与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地铁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探索出一条理事会制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有效途径,实现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