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受教育权:智慧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中指出,受教育权是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相较于以教育机会为核心的公平受教育权而言,优质受教育权契合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高质量追求与整体性保障需求,在教育的人权保障范式、射程范围以及发展权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作为智慧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更具合理性。应充分发挥优质受教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对智慧教育选择、机会、条件与信息技术利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保障,并构建起以优质受教育权为核心的客观价值秩序,强化智慧教育的制度性保障、组织保障与程序保障。

父母教育权存在的法理分析

父母教育权是指父母基于其身份关系而享有的在国家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与其子女健康成长有关的权利。父母教育权的存在依据主要包括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论依据主要是指确立父母教育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体现;现实依据主要指父母教育权的现状;法律依据主要是指父母教育权合法性的体现。

学生体育权利的实现——基于学校体育政策法规执行机制构建视角

通过文献资料、逻辑推理、演绎等方法,提出学校体育政策法规执行力的含义。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学校体育政策法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学生体育权利遭受侵犯及学生体质逐年下降的现实对学校体育政策法规的执行现状进行反思,并对学校体育政策法规执行梗阻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提高学校体育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出发,以切实保障学生的体育权利的实现、增强青少年体质,提出学校体育政策法规执行机制的建构设想。

择校权实现的差序格局

在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一种权利的差序格局。西方发达国家家长择校权利的实现,大多数遵循的是差序原理。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政府改变最初对择校限制的态度,转而制定政策让择校成为现实。择校权利的实现依赖于经济条件、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法制的完备。在我国,对待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择校政策的制定可以采取分步走的办法。

收回教育权运动与中国教会大学的“立案”问题——以辅仁大学为个案的分析

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后出现的"立案"运动,是教会学校中国化、世俗化的转折点。与当时其他许多教会学校在"立案"问题上的对抗、抵制、讨价还价不同,辅仁大学对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两次"立案"都非常积极、主动。国民政府提高私立大学、教会学校的立案标准,既加速了辅仁大学的中国化进程,也促成了辅仁大学的超常发展。

论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

教育培训机构是实施社会教育权的载体,是由个人或民间机构投资举办的非学历教育机构,按照法定程序设立且具备法人资格:教育培训机构享有的权利属于社会教育权,是相对于国家公权的一种私权,其存在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教育培训机构在民法中是“特殊企业法人”,其公益属性是其不同于一般企业法人的最显著的特征。在行政法中是“行政相对人”,与政府构成行政法律关系。

论我国社会教育中的儿童参与权法律保障

在对儿童开展社会教育时,确保儿童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但现实中儿童的参与严重不足,亟需法律保障。现行相关法律虽对于社会教育中的儿童参与权保障已经作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存在诸多不足,难以有效保障社会教育中的儿童参与权,与《儿童权利公约》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更新社会教育中的儿童参与权法律保障的理念,完善相关法律,促进相关法律的系统化,强化相关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社会教育中的农村儿童参与权法律保障。

学校教育——教育权利实现的主要场域

从权利的视界分析,学校教育是教育权利实现的重要载体或媒介。如果说教育权利的体现在家庭教育而言,是隐性的;那么,学校教育则是以显形展现,体现着教育权利的实现,是教育权利实现的主要场域。文章对学校教育系统中凸现的诸多问题进行理性分析,以更好的实现教育权利。

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兼顾:受教育权域外保障的法理逻辑

受教育权是受到各国宪法和法律保障的权利,在实体意义上主要指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随着全球化进程中跨国流动的增强,受教育权的域外保障日益成为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国籍国和居住国共同面临的法律问题。受教育权的域外保障要兼顾其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居住国和国籍国分别依法予以优先保障。全球治理不仅要求居住国尊重他国公民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自由权,还要求其履行最低限度的满足义务,从而兼顾社会权属性。依靠国家能力和积极作为,国籍国能够将保障受教育权的给付义务延伸至管辖领域之外,使得受教育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兼顾成为可能。对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兼顾和优先及其交错延展,丰富着受教育权域外保障的实践。在海外中国学校从政策性实践迈向制度性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应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全球治理和多国经验视域中研究分析受教育权域外保障的法理逻辑,阐释发展海外中国学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进一步将相关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的必要前提。

论学校体育中的强制与自由——由学校“强制体育”引发的思考

运用文献资料法、唯物辩证法和系统分析法,深入梳理剖析了学校体育中强制与自由的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策略。研究认为:对学校体育场域中强制与自由内在关系的理性分析和辩证认识,事关学校体育价值目标的本真回归,有助于进一步重构学校体育的责任和秩序。国家意志和个人意愿、教师权威和学生主体、目的预设与手段过程、统一性与多样性等方面的关系是学校体育场域中强制与自由关系的集中体现。建议从强制与自由的矛盾源头出发,建立学校体育具体问题的辩证分析思维;重塑学校体育责任意识,加强学校体育法治,切实保障学生的基本体育权利,构建良好的学校体育秩序;健全公众民意参与学校体育发展制度,搭建学校体育发展的共建共享社会联动机制等,引导学校体育的强制有限与自由有度,推动强制与自由的相互调适和转换,提高学校体育中强制与自由的均衡化,从而促进学校体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