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代的童蒙教育

两汉时期的童蒙教育包含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学校教育包括中央官学(太学、宫邸学)和地方官学郡国学校,其童蒙教育的对象是贵族、中上层地主阶级子弟,童蒙之学的经学教育以《孝经》和《论语》为主要内容,兼习百家之学,道德伦理教育主要集中在做人和治学两个方面。书馆是私学童蒙教育的主要阵地,是经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家庭童蒙教育重在传授生活技能和培养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童蒙教育主要体现在社会教化上。童蒙教育为汉朝政府培养了高素质的储备人才,推动了汉代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促使重学、尚学之风盛行,为后世的童蒙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基于培智儿童特征的特殊教育学校公共空间康复性模块设计探索

特殊教育学校是培智儿童完成从被家庭保护到被社会接纳过程的重要场所。“缺陷补偿”理论,是指针对特殊学生的障碍特点,综合创造和利用一切建筑空间、建筑环境等有利因素,通过各种感官和途径,代替、改善、促进因障碍造成的功能性损伤。由于建筑环境与人的行为之间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因此建筑环境也是补偿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利于补偿培智儿童的生理及心理缺陷,促进学生日常行为的规范化、社会化,更好地达到融入社会的目的。文章以金堂特教学校新建工程为契机,研究培智儿童的障碍特征与其相应补偿策略,提出培智学校的各功能区的模块化设计。

新形态教材开发与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儿童文学》为例

高职新形态教材开发与建设是当前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的重要任务。“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儿童文学(第三版)》开发与建设的实践探索证明: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深度融合、良性互动,以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带动教材建设,吸收课改新思想、新成果,是新形态教材开发与优化的基本路径。新形态教材开发基本策略主要包括优化课程目标、内容模块重组、开发数字资源、创新编写团队等方面。新形态教材的基本特征从区别于传统教材,注重职业性及整合性等方面把握。

托管何以成为义务教育学校难以承受之重——基于广州市的现实考察

在义务教育学校托管中,家长、学校和政府进行着复杂的互动与博弈。家长和学校分化的利益诉求加重了托管的复杂性,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难使学校产生托管的内在动力,客观条件的有限性更使托管成为学校难以承受之重。社会托管机构力量弱化、义务教育学校职能泛化和教师责任标准虚化是造成上述困局的主要原因。应形成课后托管的多元主体、厘清政府管理的职能边界、构建多方参与的权益格局,促进市场多元供给、学校自愿提供与政府规范监管的统一。

学前教育小学化:困惑与澄清——基于“儿童发展中心”的分析

学前教育小学化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是,学术研究和政策治理实践中的误解误用,导致学前教育实践无所适从,甚至影响到幼儿园教育工作的开展。将"学前教育小学化"与国外使用的schoolification进行比较发现,"学前教育小学化"的概念命名缺少逻辑检验,概念内涵模糊不清。厘清小学化概念,需要"悬置"相关价值判断,明确概念的事实描述。"小学化"的价值判断涉及学前教育功能,但是目前学前教育功能的争论不断,学前教育实践中的功能定位摇摆不定。从"儿童发展中心"观点看,将儿童发展置于中心地位,有利于密切儿童与其他教育因素的联系,引导学前教育尊重儿童成长规律,保障儿童健康,促进儿童发展。结合早期教育的国际趋势以及国内外学前教育功能定位的差异来看,小学"零起点教学"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议题,引发了幼小衔接面临家长质疑和幼儿园困惑的双重挑战,亟需树立"儿童发展中心"立场才能成功应对。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三个理论问题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是当前完善教育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政府管理学校变革的职能转变、学校进行教育变革的职责确立以及学校变革中新型政校关系形态创生是探讨我国政府与学校变革逻辑和实践关系的三个维度。其中,职能转变包括从国家管理到公共治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到有限型政府;职责确立包括有条件的自主获得、无条件的政府监督;新型政校关系形态包括委托管理模式、多元交互模式、教育议事会模式。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模型的构建

教育目标指导和支配整个教育过程。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的确立至少要考虑3个方面———儿童发展、社会需要、学科性质。即社会需要是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确立的客观依据;儿童的现实发展状况是学前儿童科学目标确立的发展心理学依据;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是制定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的重要依据。布卢姆等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以人的身心发展的整体结构为框架,为建构科学教育目标体系提供了一个比较规范化、清晰化的形式标准。以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标准为依据,以情感态度、认知能力、动作技巧这3个范畴确立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可以弥补以往课程目标单一的价值取向,从而构建出新的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的理论模型。

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留守儿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由于家庭功能的弱化，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社会化能力，他们需要社会的特别关注。培养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学校应建立寄宿制、教师代管家长制，家长要妥善选择监护人、积极有效地与子女进行情感上的沟通，社区要建立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等，通过一系列措施，为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提供良好的条件。

西藏中小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对策研究

文章针对西藏中小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存在的问题,试图探寻西藏中小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从转变教育观念,更新养成教育方法;建立健全的养成教育机制;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养成教育原则;发挥少先队和团组织的作用,建立自我管理活动机制;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养成教育网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论学校在西藏儿童养成教育中的作用

西藏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源于少儿时期的学校教育,学校对西藏儿童养成教育的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学校制度化的道德教育功能和学校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功能,学校科学考核评价机制对西藏儿童养成教育的保障作用,学校应以家庭教育为依托,形成对西藏儿童养成教育的合力作用。

浅谈图书馆少儿社会教育工作

少儿社会教育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关键在于组织好少儿校外活动。

民工子女学校少先队员养成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由于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的流动性较大,学生的生活环境较差,家庭教育相对缺失等多种因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等养成教育方面表现较为欠缺。为推进基础教育的整体化,进行优质教育的全覆盖,需要对基础教育薄弱环节之一的民工子女学校少先队员进行养成教育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加强对民工子女学校少先队组织的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少先队组织的管理能力;通过开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少先队主题教育活动,培养队员良好的行为习惯;通过建立一套覆盖辅导员、少先队员以及家委会等各方面群体的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激发队员对养成教育的自主参与性;通过高度重视家访等联系队员家长的渠道建设,形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对少先队员养成教育的协同促进作用。

基于医教结合的干预模式对学龄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社会功能、执行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基于医教结合的干预模式对学龄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的临床效果和对其社会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将2022年6月~2023年6月如皋市医教结合试点的2所小学1~3年级学龄期ADHD儿童90例纳入干预组,选取同等规模的2所学校的90例ADHD儿童作为对照组;干预组实施医教结合一体化干预,对照组实施ADHD常规治疗;对比两组儿童干预前、后的SNAP-Ⅳ评分、Weiss功能缺陷量表评分(WFIRS-P)、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SQ)、Conners教师评定量表(TRS)。结果干预6个月、12个月,干预组SNAP-Ⅳ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6个月、12个月,干预组WFIRS-P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PSQ、TR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且干预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于学龄期ADHD儿童实施基于医教结合的干预模式,有利于改善儿童核心症状,减少对家庭和社会的消极影响,为儿童ADHD多模式干预提供可靠指导。

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

人类社会正在步入智能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运用日益普及,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正发生着革命性改变。与此同时,智能时代的教育形态也在改变,在线教育正在挑战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基于移动互联的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学校教育环境。为此,智能时代的学校教育功能也将发生改变,确定性知识的"训练"开始被人工智能取代,实体学校的教育功能将回归基于人的品性与社会性养成的"教育"本质。在智能时代,由人工智能参与的教学活动将持续增多,"教师"身份承担者将日益多样化,行"教师"之职的现实"人"需要扮演好学生成长数据的分析者、价值信仰的引领者、个性化学习的指导者、社会学习的陪伴者以及心理与情感发展的呵护者等角色。

KAP健康教育模式在学龄儿童功能性便秘治疗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KAP健康教育模式在学龄儿童功能性便秘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将132例便秘学龄儿童随机分为一般治疗组与健康教育组,一般治疗组予以药物治疗及行为干预告知与生物反馈训练,健康教育组在一般治疗组基础上辅以KAP模式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方式为对患儿及家长进行一对一面谈教育,内容包括排便的生理过程、便秘症状发生的机制及治疗的原理、方向、目的和步骤,指导改进、调整膳食结构和建立正确排便习惯的方法,强调行为干预和生物反馈疗法在治疗中的重要性等。结果健康教育组的服药依从性评分及行为依从性评分明显高于一般治疗组(P<0.01);一般治疗组与健康教育组的治疗前症状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健康教育组的症状评分明显低于一般治疗组(P<0.01);两组治疗后症状评分与服药依从性评分、行为干预依从性评分均存在显著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605、-0.579),服药依从性评分、行为依从性评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609)。结论在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治疗过程中实施KAP模式健康教育,可有效增强服药和行为依从性,从而提高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