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辛弃疾«声声慢»(征埃成阵)的创作背景及其寓意

辛弃疾在南归之初,仕途顺利,升迁迅速,在乾道年间与当政的南宋名臣虞允文关系良好,受到虞允文的重视和提拔.辛弃疾十分关注南宋在淮南地区的抗金防务,并多次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上述缘由,辛弃疾在乾道八年(1172),被时相虞允文选任为淮南边防要地滁州的知州.他在知州任上励精图治,政绩卓著,还兴建了奠枕楼,以纪念滁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新面貌.词作«声声慢»(征埃成阵)创作于奠枕楼竣工后,其寓意是表达词人心中的喜悦,而不是对投降派的讥讽.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

文章以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泰德·安德伍德教授的数字人文课程上开展的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综合调研国内外文献,总结数字人文方法应用中的争议点,探讨算法机械性、研究方法与主题互动性弱、人文学科属性遭削减等现阶段数字人文方法弊端。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论南宋寿词的兴盛及其文化成因

祝寿源于先民对死亡的非理性思考 ,寿辞伴随着这种仪礼活动而生。南宋寿词从题材内容看 ,主要有寿圣寿官词、寿亲友词和自寿词 ,不同的祝寿对象和创作动机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品格。而逸乐的社会风尚、理学思潮的影响、文士内敛的心态和词体文学自身的特点则是促动南宋寿词勃兴的主要文化动因。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宋代咏物词的题材构成

宋代咏物词共有2999首,所咏事物多达250余种,涉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计表明,不同词调、不同词家在对具体咏物题材的选择性或曰适应性上,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依次为植物、气象、饮食、天象、动物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人的生活情趣、审美习尚和词学观念。

明代戏曲中的词作初探——以毛晋《六十种曲》所收传奇为中心

戏曲与词有着天然的内部联系。今以《六十种曲》为例,专论其中明传奇文本的剧中词之著作权、词牌运用、语体色彩、叙事与再现等问题。剧中词著作权属于前人、为明人套改前人成篇或剧作家原创。剧中词词牌与日用类书、小说存在某种高度的相似性,大致可以分为叙述体与代言体两类叙述方式。

补《全宋诗》81首——新补《全宋诗》之一

宋人调笑转踏词,含7个构成部分,其中"口号"、"诗"、"放队"(遣队)等,多为作者创作的诗歌,它们有的被《全宋诗》收录,有的未被收录。本文从《乐府雅词》、《永乐大典》以及宋人别集等文献中辑得晁补之、毛滂等人诗作共81首,作为对《全宋诗》的补遗。

晚清民国的唐宋词“新声”与近代乐歌的雅俗分化——以陈厚庵《宋词新歌集》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推动了唱词的发展。从陈厚庵所编《宋词新歌集》中,可一窥近代音乐家贯通"东方风趣"与"西洋规律"的实践。与学堂乐歌多以启发民智、促进教育为目的不同,唐宋词"新声"受到西方艺术歌曲及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强调音乐艺术的纯粹性,推动了近代乐歌由学堂乐歌向艺术歌曲、即由"俗乐"向"雅乐"的转变和分化。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宋代“江西词派”商榷

两宋时期,江西地区涌现出较多的词人,取得了比全国大多数地区词人都要突出的成就,但由于他们的词学理论、词作风格及领袖人物都与全国其他地区词人相一致而未形成自己的区域特色,故不足于形成"江西词派",有的论者所提出的两宋"江西词派"之说并不成立,宋代江西词人是以词人群体的方式活跃在两宋词坛上的。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两宋江西词发展及其贡献的定量分析

两宋时期,江西涌现出190多位词人。名列全国前茅。大量的统计数据直观地表明,这些词人具有旺盛的创作力、极高的创作水准和丰富的词学思想,取得了比全国大多数地区词人都要突出的成就,为宋代词作的繁荣及传播作出了贡献。他们形成了两宋江西词坛上的七个词人群体,即晏欧词人、江西诗派中的江西词人、江西南渡词人、辛派中的江西词人、淳雅派中的江西词人、风格闲逸的江西词人和“凤林书院”词人。这七个群体具有不同的创作风貌、审美特色和规模影响。

理学对人生的塑造与规范——以朱熹辞赋为中心

南宋最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是理学的兴起与发展,理学立足于道德与秩序,追寻存在本然以及一切知识的源头,确立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理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规范是在性与理的范畴之内进行的。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君子的使命是接续道统,践行道德人生,由人性而臻于天理。理学同样指出了成就君子的门径,居敬穷理是造就君子人格的实践工夫,格物致知则是其认知工夫。在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中,通过不断的修养、磨砺,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可以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这一时期的辞赋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曹操形象在宋词中的接受研究

宋词中的曹操形象可谓丰富而饱满,他既是功业赫赫、雄才伟略的英雄,又是奸诈多疑、残忍嗜杀的"鬼蜮",还是分香卖履、累于世情的常人。词人们多颂扬他的英雄功业而甚少批评他的人格劣迹,这与宋代诗文中流露出普遍的贬曹倾向大为不同。担负着载道言志重任的宋代诗文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论道说理,人们贬斥曹操的德行缺陷以表达明德修礼的政治理想;地位卑下的词体反而较多表情达志之作,人们颂扬曹操的英雄功业以抒发恢复中原的宏伟抱负。正是世积乱离、国势日衰的时代特征造成了人们对曹操这样文武兼备的拨乱反正英雄的热切渴望和喃喃呼唤。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