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进步及其论证

现代化既是一个具有历史确定性的命题实践,又是一个关涉价值认知的实践命题。对该命题的道德论证,涉及前提批判、过程反思、结果评估;对该命题的进步论证,涉及横向类型和纵向历史的双向比较。中国式现代化或许就是这样一种道德进步的现代化方案,它不仅在同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传统现代化比的对之中显扬,也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链和人类道德历史序列之中开显。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原则,又体现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前提,消弭“物的现代化”与“主客颠倒”困境,以“公平正义”为执行原则,规避“资本不公”问题,开创更接近人的解放状态的人类文明形态,彰显符合“真正人的道德”的道德进步。道德进步现象奠基于底层伦理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建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伦理与“独立自主”的实践伦理,从而开辟一条摆脱现代化普遍主义幻境与独断伦理困局的自主实践道路,构筑了世界现代化的先进范例。

中国音乐史研究对音乐史料学的依赖——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七

“史料”是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材料。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同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均有密切关系。中国音乐史料是研究中国音乐史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中国音乐学史料繁多,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音乐史料学主要从事史料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把价值不同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的记载和错误的记载区别开来,并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音乐史料可以分为“实物史料”“口传史料”和“文字史料”等。中国音乐史研究必须依赖音乐史料学的研究成果,把记载正确的音乐史料和存在错误记载的材料区别开来,确定音乐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正确利用音乐史料,还原中国历史进程中正确的音乐历史事实。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实践的哲学基础与世界历史意义

因应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要求而开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独特的现代化文明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进行存在论变革的思想成果,揭示了内在性主体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断裂,颠覆了西方现代化得以可能的哲学和文化精神根据,由此筹划并展开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人类未来文明新图景。对唯物史观以及以此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再阐释,有助于深化理解由独特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实践的哲学基础和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双重向度及当代观照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由此将马克思关于生产的理论视为资产阶级“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究其实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内蕴存在论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双重向度,鲍德里亚无视这一内在统一,把批判单独指向关于生产的存在论向度,罔顾其指向对作为一定生产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批判,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作形式化理解。从对马克思生产理论双重向度内在统一性的体认出发,不仅能够回应后现代主义对生产的解构性意向,而且可以更深刻地领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发展及其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与超越。从存在论向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现代文明的共同性特征;从社会批判理论向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及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超越。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

唯物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之间密切相关,新时代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特别的着力点。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预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今天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证明世界历史的趋势已经形成。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相比,无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中还是在人类社会整体格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面临新的境遇,既面临定位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脉络中所处阶段的新问题,又面临应对不同文明在同一历史平台竞技的新局面。社会历史境况的转变要求唯物史观自觉应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的提出是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后又一重要论断,以唯物史观的共时性展开回应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境况,同时,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以独特内蕴。故而,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才能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的深层意义和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内涵与价值联结——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出发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基础特征关注并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其中共性着重体现为符合客观规律、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及为其他国家自主走向现代化提供模范样本;个性体现了五位一体的实践,尤其是人之全面发展,深深扎根于我国的特殊实践之中,系循序渐进得出的科学结论;特性的两个方面得以兼容,中国式现代化缺乏非西方普遍性现代化模式的成功先例,需要结合我国实践个性,基于独特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走出独立自主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同时实现共性的世界引领。以此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可以总结为遵循客观规律、扬弃前进与多个方面建设的辩证统一;外延则是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之发挥并吸收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下的经验;创新实践突出表现为内涵意义上对客观规律的坚守与外延意义上对人之主观能动性的扩展。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导向是人之全面发展,创新意蕴突出表现在人之全面发展的实现上。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逻辑及其方法论自觉

唯物史观洞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这一论断内蕴时空二维向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时间维度上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继起,在空间维度上是由中华而世界的交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其扎根于当代中国实践创新,是“现实的人”追求自己目的的对象性产物;是中国历史传统的有机延续,“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向同行、共生共荣、本质关联,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其价值引领和“活的灵魂”;借鉴扬弃了西方文明成果,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殇”的实践超越。这一出场遵循历史传统与当代形态有机延续、实践探索与理论演进良性互动、民族叙事与世界胸怀相通共融、科学真理与价值旨归高度融合的方法论,其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指南。

作为公共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实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的深刻性与伟大性在于它是以公共性为基本定向的。文明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由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创造出来的成果总和,文明发展是在一定的共同体组织形式中展开的,而不同的共同体组织形式衍生出不同性质、样态的公共性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是以公共性为基本定向的发展。不断增强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公共性,理应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践底色,以解决人类普遍性问题为实践导向,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为基本内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日益广泛、积极且真实的公共性,自觉指引着人们向共享自由和解放的方向前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主动的历史逻辑和创新的现实逻辑,具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在理论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在历史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在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实践之路,开辟了交流互鉴的文明发展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方案。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有助于持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前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哲学逻辑

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探索出来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其中蕴涵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以历史哲学的视角分析,“两个答案”蕴含的哲学思考超越了中西方传统的循环史观,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进步性、革命性、现实性的正确把握。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两个答案”有助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不竭动力,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价值追求。归根结底,“两个答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共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出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乡土历史素材融入《中国现代史》教学价值及实践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乡土历史素材融入地方高校历史本科教学是充实教学内容的有效方式。本文以贵州近现代历史资源为中心,探析将乡土历史素材融入《中国现代史》教学价值及实践路径。期望通过这种尝试充实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使教学更具有生动性和地方性。同时,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从而使中国现代史教学更具实效。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叙事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汇聚了中国式现代化智慧结晶的一个重要概念,用来标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取得深刻社会变革的精神智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叙事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必然,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文明叙事。从基本立场看,它是基于实践生成的中国道路的文明叙事;从核心要义看,它是驾驭资本逻辑的整体性的文明叙事;从实践要求看,它是建设面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叙事。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进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现实推进的基本遵循。立足唯物史观深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发现,这一理论创新以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建构的双向律动,展演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塑的现实图景,内括阐发这一图景价值图式的文化意指。在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中始终恪守社会主义价值指向、在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引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价值恪守的文化澄明、战略定向的文化锚定和意义彰显的文化诠释,从实践论域共同建构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进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中的社会流动图景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社会结构转型是其核心内容,而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结构中进行社会流动是其必然的伴生性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的基本原理,这启示我们从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角度寻找社会流动的深层规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且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等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之巨以及管理和服务流动人口的任务之艰。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现实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流动人口调控机制,形成了社会流动的严控图景、自发图景、赋能图景和自主图景等纵向变迁历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以全面深化改革来保障和推动社会流动的自主图景,尤其是助力个人全面发展的城乡融合图景和区域协调图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

数字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拷问及其中国式叙事

数字生态是现代社会以数字网络技术为支撑,将人、物等外界事物数字化并加以深度互联,从而构筑起的一种区别于物理现实的数字现实和技术环境。数字生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中展现出功能相反的两种循环,指向性质不同的两种自由,即资本的自由和人的自由。面对海德格尔等人在迁就现代生产逻辑的基础上徒劳地鄙弃技术功效的恶性循环,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数字生态的道路开辟有赖于围绕资本的社会意义上的变革。当下,数字生态中国式方案的关键,即在正视资本存在的前提下,以充分发挥数字生态的正向循环功能为实践观照,不断地引导和规范资本,直至获得全面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及全面发展的个人,其贯穿始终的价值诉求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真正的人的自由。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性

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视角。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以下五大突出特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高度统一、主体活力与社会合力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高度统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性,有助于我们更加自主、自觉、自信地创新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四重超越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产生根源、治理主体、逻辑思维和实践落实四个方面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观对先前生态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观的理论构建,增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促进美丽中国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发展思想的创新意涵及其现实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发展思想建构、内嵌、表征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继承西方文明发展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超越此前西方理性决定论、精英主体论、文明永恒论、社会改良论的思维定势,在文明发展问题上开创出“实践本源”的阐释范式、确立“群众创造”的根本立场、揭示“共产主义”的前景指向和阐明“社会革命”的更替形式,开启人类文明思想史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篇章。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发展思想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研析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发展思想的创新意涵,有助于在西方思想史比较视域下,重点把握其核心思想和根本原则,并能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有益借鉴。

论唯物史观视域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集中表达。唯物史观中关于“人”的现实向度、社会向度、个人向度与人类向度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主要的学理支撑,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立足人的“现实存在”,把握人的“社会存在”,尊重人的“个体存在”,处理好人的“自然存在”。这无疑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筑牢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执政地位,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史料运用服务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教师应以核心问题为导向,选择多种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恰当地使用传记材料,注重辨析作品的版本差异,以此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重建作家与作品的深度关联,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文献材料的选用绝非仅是对教材文学史观的重复论证,还是对既有文学史认知的延伸。教师运用史料应有自觉意识,明确史料运用的前提与限度。由此,教师可摆脱传统文学史教学过度注重知识灌输的泥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学术探索热情,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