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规则推理贝叶斯网络的海上通道关键节点韧性评价

海上通道关键节点是我国海上运输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支点。针对海上通道频繁遭受海上事故、海盗行为、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海上暴恐行为的现状,构建海上通道关键节点韧性评价模型。考虑到海上通道关键节点韧性的影响因素存在着度量单位不统一以及来源多样性的特征,引入模糊规则克服多源数据度量单位不统一的缺陷,实现输入数据的定性转换。运用规则推理的结构模型构建贝叶斯网络条件概率表,从定量角度有效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避免人为打分所造成的偏差。研究结果显示,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朝鲜海峡等关键节点韧性得分相对较高,表明其应对外部干扰并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相对较强。研究结果可为科学掌握海上通道关键节点韧性表现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影响因素的ISM分析

针对影响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诸多因素,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推导出海上通道安全影响因素整体关联的5个层次结构图,得出影响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影响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因素来自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不仅对海上战略通道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且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影响或制约关系.一个因素的变动,很可能引起其他几个因素的连续变动,形成联动效应,从而给我国制定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措施提出严峻的挑战.

海上区域作战虚拟训练系统设计及关键技术

针对海上区域作战虚拟训练需求,提出了一种支持单人研究、多人对抗两种模式的海上区域作战虚拟训练系统构建方法,解决了标绘式作战想定辅助制作、编队航路运动建模、基于Petri网的作战指挥决策建模、作战模拟可视化等关键技术。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所建仿真系统可扩展性强,作战过程仿真逼真度高,作战场景可视化效果好,满足典型海战虚拟训练的需要,具有较高实用价值。

海上通道关键节点安全保障效率研究

文章针对海上通道关键节点的安全保障效率评价及排序问题,构建了负投入产出变量数据包络模型,并使用虚拟包络面和TOPSIS结合的DEA排序方法对样本中的海上通道关键节点安全保障效率进行计算与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欧洲通道的关键节点安全保障效率状况最为复杂,中国-美非通道和中国-澳洲通道中段节点的安全保障效率较低,中国-美西通道和中国-美东通道节点的安全保障效率均较高。

海上通道安全:基于利益相关性的战略分析与思考

随着我国外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海上能源运输依赖性的增大,海上通道安全日益成为牵动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只有深刻认识海上战略通道与我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深入考察各条重要战略通道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具体影响,才能把握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战略攸关性。当前与我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21条海上通道可分为关系我国核心利益的战略通道、关系我国重大利益的战略通道、关系我国一般和长远利益的战略通道三个层次。保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筹划,尽快制定我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加强海上力量建设,提高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综合能力;参与海上战略通道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海洋战略通道新秩序。

基于盲数理论的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风险评价

对我国海上战略通道进行安全风险评价是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环节.由于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风险具有多种不确定性,故可运用盲数理论建立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风险等级评价的盲数模型.通过专家打分的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未确知测度,构造判断矩阵获得影响因素的权重,从而得到模型的综合未确知测度,根据既定的评价准则获得海上通道的安全风险级别.文中对我国重要的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进行了安全风险评价,其评价结果为: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级别为较危险级别,验证了该盲数模型的有效性.

舰艇编队防空火力射击冲突问题研究

从建立编队内统一的坐标系入手,利用编队中武器的位置、战术参数和来袭目标的信息,采用系统建模仿真的思想,建立火力射界冲突分析模型。借助于这个模型,通过解命中计算等方法,计算编队中武器的可抗击航路以及连续射界,进而得出其可抗击射界,与武器固有安全射界叠加,确定编队中可以参与抗击来袭目标的武器,并为进一步地探讨编队火力兼容问题,进行火力兼容控制奠定基础。

考虑耦合效应的海上通道风险因素识别

为保障海上通道安全,针对海上通道安全的影响因素较多且相互关联的特点,提出一种考虑耦合效应的海上通道风险因素识别方法。将二元语义应用到专家问卷的语言评价信息,并将2-可加模糊测度扩展到二元语义环境,完成对所有风险因素的识别分析。案例分析结果为:在中欧海上通道风险因素中,对单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气象水文海况和海上犯罪威胁,对任意两个因素之间的耦合效应进行分析后得出耦合效应最强的两组风险因素是气象水文海况和通航地理条件以及气象水文海况和通道船舶密度。

马六甲海峡与南海航道安全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之一,其安全的主要问题是海盗的袭击。在反海盗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问题成为确保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关键。美、日、印度三国以反海盗袭击和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在南海海域加强军事合作,其真正目的据说是牵制中国,这无疑增加了南海航道的不安全因素。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借鉴意义

海上航道是沿海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命线。南海各方几十年来构建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南海航道安全。不过,该机制的局限性,即机制的软法性、履约行为的非约束性、机制的模糊性影响了权利义务的确定、机制的独立,加上域外势力干预及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其实效性更难以保证。本文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下,需要南海各方协同破解制度困境:发展软硬法有机联系的法律机制;构建不受域外势力影响的合作框架;完善合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增加促进机制有效实施的工具手段。

航海GPS导航仿真系统研究

GPS具有高精度、全天候、实时定位与导航功能,是目前海上航行的主要导航设备。根据STCW 78/95公约规则,船舶导航与定位是船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为了使航海院校学生熟练掌握GPS应用,需要有一定的训练方法与手段,模拟与仿真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主要介绍船舶GPS仿真系统开发的意义及程序设计思想。

全球化背景下的海上通道与中国经济安全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和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增加,海上战略通道越来越关乎中国海外贸易与能源运输安全,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通过将海上通道与国家经济安全相结合,论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来自国际海上通道的挑战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探讨打造海上安全通道、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与建议。

清代南海帆船海道考

海道之变迁是随着海内外贸易的对象和航海技术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清代南海帆船海道历经多次变迁。由于南海岛屿命名时代不同,难免出现同名异处,同处异名等现象,各种书籍记载难免相互抵牾。在对中英文献资料进行比对和初步考释之后,可以看到清代中外航海者先后在南海开辟的帆船海道共有13条。

论中非海上通道合作——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中非海上通道合作的紧迫性愈加明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中非海上通道合作可以理解为中非政治经济互动的表现结果。作为中国在美国霸权统治下发展崛起的重要一环,中非海上通道存在较强合作动力的同时,也受到印度因素的干扰、美日因素的干扰和"中国威胁论"的诋毁。因此,中国需积极创建、维护和运作中非海上通道合作的机制。在总体外交格局构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在中非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多样化贸易与海运体系。

“9·11”以来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及其影响

"9·11"以来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海上袭击比以往更有组织性和协调性,东南亚水域的海盗、有组织犯罪和潜在的海上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存在着合流的可能,南海周边地区存在的武装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美、日、印等区外大国纷纷藉此插足南海,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及其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合作方面对中国存在着矛盾的心理。

《美国、澳大利亚、印尼关于行使群岛海道航过权的19条规则》分析及评注

印度尼西亚是目前唯一指定部分群岛海道的国家,这些群岛海道是中国走向印度洋、西南太平洋、大洋洲的必经之道。中国发展远洋力量、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进行海上维权等战略目标均依赖于理解和适用对涉群岛海道国际法规则。本文以《美国、澳大利亚、印尼关于行使群岛海道航过权的19条规则》(“《19条规则》”)为基础考察群岛海道通过权相关法律问题,尤其是“通常方式”要求、提前通知、合理注意等关键问题。《19条规则》的核心为军舰、军用飞机的通过权问题。这需要在群岛国的安全与海军大国的海军机动性需求间维持一种平衡,《19条规则》大体上顾及双方的立场,对中国海军走向远洋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科学技术对唐代中阿海路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中阿贸易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在唐代之前,中阿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路进行,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海上丝路逐渐取代陆上丝路,成为中阿贸易的主要通道。唐代中阿海路贸易的快速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技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本文从天文定位、地文导航、利用信风、造船技术等方面,探讨了科技因素对唐代中阿海路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

论“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应对——以构建海上通道安全合作机制为视角

我国倡导与周边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建立和平、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需要以安全的海上通道环境为前提。现有海上通道面临多样态的安全挑战,我国与沿岸各国对海上通道安全的共同利益诉求是构建海上通道安全合作机制的内在要求。在合作机制建设中应遵守国际法规则,尊重沿线国家意志,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

群岛水域制度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实践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众多的国际习惯海洋法实施了法典化,同时也确立了许多新的国际海洋法制度。其中,印度尼西亚对群岛水域制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进而维护了国家利益,但群岛水域中无害通过权、群岛海道通过权的行使方式还需通过进一步的国家实践予以明晰。印度尼西亚也是和平解决海洋划界争端的积极实践者,已与邻国签署了16个划界协定或条约,其中与澳大利亚的划界最有特色,确立了主权权利、管辖权重叠的区域。背负着"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中国,在21世纪应为当代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尽力。

考古发现与汉代长江下游的海上之路

作为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海港众多的国家,汉代我国境内的海上贸易地不可能仅有合浦、徐闻等岭南地区,其贸易线路必定向国内延伸拓展。汉代考古发现,长江下游地区出土不少岭南遗珍,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地亦发现岭南和江东遗物,由此可以推断,两汉时期中国沿海至少存在三条海上航线:岭南地区至长江下游、长江下游至山东半岛,以及长江下游至辽东、朝鲜半岛。这三条航线均与长江下游有关,长江下游在其中发挥了枢纽的作用。三条航线的出现,亦反映出东亚海域贸易网络雏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