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效率与公平的研究——来自Y省J区D村调利不调地的案例证据

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30年期限已经陆续到期。基于Y省J区D村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的以调利不调地为核心要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深入探究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果表明,以调利不调地为核心要义的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通过借助社会大规模参与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遗产,满足了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的利益需求,在集体层面上保障了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农户采取顺延承包的土地延包方式,不断放活农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推动了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试点工作高效开展,进而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同时,构建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试点工作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分配理论的应用场景。

村庄维持土地行政性调整的效应评估与动因解析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背景下,土地行政性调整是否实现了人地关系变动时维护公平的初衷,是否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损失现有研究结论莫衷一是。因此,利用2015年、2018年对黑龙江、浙江、河南、四川4省2期256个村庄调查数据,从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对土地行政性调整产生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考虑村庄维持土地行政性调整的动因。研究发现,土地行政性调整在土地分配方面具有显著的公平效应,且也体现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土地行政性调整会导致粮食单产下降和效率损失。研究指出应合理看待土地行政性调整行为,正视其带来的公平效应,在具备调地需求和调地条件的村庄,土地行政性调整行为可维持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的思考

推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不仅能够增强制度稳定性,提升农民对土地预期,发挥更好的激励作用,还可为未来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预留空间。但这项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再延长30年是沿用第二轮的承包关系,不重新分地,还是再延长30年,按照农村人口的变化结构,合理调整承包关系重新分地?为科学解决这一问题,未来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应慎重考虑土地政策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科学处理好“生不增死不减”问题、“土地确权”历史问题、“三权分置”的土地流转问题并及时答复农民未来土地政策问题。同时,应在未来5年时间内,从“筹地”“筹钱”“筹股”“筹业”“筹保”五个层面做好配套工作,保障“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顺利实施。

二轮延包下的土地调整问题:来自延包试点的启示

解决好承包地调整问题是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工作的关键。对四个延包试点村组的调查发现,各组的延包方案都内含调地选项,土地调整采用确权确亩不确地、利用机动地调整、以减地实现增地的方式进行。二轮延包下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呈现以下逻辑:将调整承包地作为满足农民诉求的优选方案,采取“不做大调整,适度小调整”的方式兼顾政府要求和农民利益,土地调整的基本原则是集体成员共享和按人平均分配。建议在保持承包关系稳定和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对稳定承包关系的基础是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为单位、是否存在除“土地”以外的办法解决人地矛盾、土地调整会对农业经营规模造成何种影响等三个重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分层分类试点、扩大试点范围的方式,更好地认识和解决二轮延包中的承包地调整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有效实现形式。

“消亡户”的认定及其承包地规范化处置研究

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户为单位开展土地发包工作,农户的持续存在是其享有土地承包权、分得承包地的前提,而农户消亡意味着其承包资格的丧失,并可能导致承包地被收回的法律后果。然而,在现实中,“消亡户”的认定缺乏法律政策依据,依据村规民约、传统习俗等方式认定“消亡户”的传统操作方式,使得“消亡户”的认定及其承包地的处置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因此,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消亡户”的认定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准则,以第二轮土地发包时的原始人口及其衍生人口全部死亡为认定标准。同时,在有子女和配偶等直系亲属尚未死亡的状态下,应慎重认定“纯女户”、分户后的原生农户、五保户、进城农户等特殊类型农户为“消亡户”。最后,应区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形,加强对“消亡户”承包地的规范化处置与管理,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二轮承包到期后农户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开展土地二轮承包主要集中在1993—2017年,到2023—2027年我国二轮承包即将陆续到期。该文利用全国12个省份599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研究农户二轮承包到期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政策惯性对提升农户土地调整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人均承包面积与转出耕地占总承包面积比例对农户土地调整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从异质性影响来看,政策惯性在农业主产区、土地转入户和无非农就业群体能够较为显著地增强农户土地调整的意愿。该文探究二轮承包到期后农户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二轮延包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地权固化局面的逐步形成,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际,如何保障无地农民的权益就成为事关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维系、集体土地所有制优势的体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维护的一项大事,然而,集体经济组织掌握的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数量有限,土地大调整被禁止,土地小调整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故而,根据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的实际情况,在条件适宜的集体经济组织采取“以权代地”的“赋权”方式保障无地农民权益就成为一种新的选择。本文首先分析了“赋权”机制内在权利构成包括:粮食分配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股权、集体公益性岗位优先就业权、创业扶持权与养老保险权。其次,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分为三个层次:低层次——生存型权利层次;中层次——发展型权利层次;高层次——自我实现型权利层次。再次,构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因素指标体系。基于四川、重庆、湖北的834份外业调查问卷,选择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受访者关于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职业、村庄有无债务负担对农民关于无地农民“赋权”机制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呈现正相关影响,而是否村组干部、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程度、村庄离市中心距离对农民关于无地农民“赋权”机制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呈现负相关影响。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承包地“二轮延包”制度下的人地冲突及协调

作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土地制度关系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协调承包地“二轮延包”制度下的人地冲突,是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前提和关键。探索承包地“二轮延包”制度下人地冲突的协调路径,推动更顺畅地实现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从而维护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这对于实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健全土地承包的监管与救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实施的困境与路径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对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文章通过梳理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诸如现有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农村土地承包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野,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解决农村人地矛盾的新机制与农村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举措,探索更好地破除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实施困境的有效路径。

二轮延包中无地农民“赋权机制”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地权固化局面的日益加深,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期届满时,通过传统的土地调整模式解决无地农民的承包地问题变得愈发困难。因此,循着“还要在地外做文章”,构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赋予无地农民粮食分配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的股权、集体公益性工作岗位优先就业权、养老保险权等,以替代土地对农民之固有的生活保障、就业机会、经济收益、养老保障等功能,“赋权机制”成为保障无地农民权益的一种新选择、新思路。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农民对“赋权机制”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构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利用川渝鄂地区834份农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无地农民“赋权机制”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赋权认知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维度均对农民的“赋权机制”选择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态度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论文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即完善配套法律政策体系、加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过程的监管与规范建设、提高“赋权机制”给无地农民带来的获得感,以及增强农民“赋权机制”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稳定与调整:农村土地延包接续方案研究

基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稳定不变的政策需要,土地调整在制度层面一直受到严格地限制。然而在土地二轮延包期间,大量社会调查文献都反映出了农民强烈的土地调整意愿,部分村落甚至已经自主进行了土地调整活动,基于农户意愿表达、农村人口变化、社会正义与发展的需要,在小范围内调整土地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基础。如果能够完善土地的调整机制,将调整活动与土地确权成果相衔接,同时通过非延包节点时特定情况下的土地调整来保障延包成果,将有利于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充分动员农民积极性,保障农民权益。

河北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后的情况调查与分析

以对我省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资料为依据,分析了我省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后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户的经营环境、收入结构、税费负担、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情况、农户对土地承包情况的意见和态度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探讨二轮延包中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具体表现,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已死亡的农民有地可耕,新出生的农民无地可种;嫁出的闺女有地可望,娶入的媳妇无地可盼;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农村精英有地可租,留守乡村务农的普通农民无地可耕;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小农经营占主导的土地分散零碎化局面犹在;进城农民“人地分离”且土地依赖程度低导致土地撂荒现象普遍。深入剖析了二轮延包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深层原因:第一,地权固化的趋势使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人有份”的要义难以得到兑现;第二,人多地少的国情及农地社会保障兜底功能使得小农经营格局得以延续;第三,进城农民土地流转渠道不畅与土地退出机制不健全。最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构建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依法落实无地农民的承包地;第二,基于市场机制构建起进城农民土地退出与无地农民土地承接的新机制;第三,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集中经营的新模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问题研究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核心在于强调农户家庭内部家庭成员对承包地不分份额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在地权固化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为有效化解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存在着主体范围不清、客体来源不明、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等现实困境。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制度,需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和农民主体地位的政策原则,通过规范主体资格认定规则、界定客体来源范围与建立公平合理的权利行使与义务承担机制,科学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制度体系,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运作效能。

第二轮土地延包中无地少地农户的权益保障策略研究

持续强化农村地权稳定性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走向,给农民吃下了一颗土地权利"定心丸",激励了农户对承包地的长期投资。但是,由于漫长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不同农户人地数量变化的异质性和不均衡性,也诱发了无地少地农户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实施过程中,如若无视无地少地农户的渴望和诉求,不仅会固化其弱势身份,使其落入贫困边缘,还会极大阻碍乡村振兴之路,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然而,地权固化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很难再通过土地发包或者土地调整来解决不同农户的人地不均衡问题。因此,本研究在界定无地少地农户的概念和构成的基础上,分别探寻无地农户和少地农户的形成原因,从分地和赋权两个层面构建起无地少地农户的权益保障机制,以减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贯彻落实中的阻力和障碍。

二轮延包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资格的认定——以“整户消亡”为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整户消亡”、全家进城落户等情况日益普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明确提出:“因家庭成员全部死亡而导致承包方消亡的,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承包地。”(以下简称:“整户消亡”)由于历史和政策等原因,二轮承包中有些农民因税费、“农转非”、招干等原因导致该“户”没有承包地,有些因家庭成员全部死亡而导致承包方消亡但其“户”仍有承包地。在整体顺延的基础上,二轮延包重点在于“个别调整”的地和人,即在二轮延包中只有被认定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才有资格承包土地,其关键点和矛盾点在于“收回谁的地”“发包给谁”。现从法律、政策以及实践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户”不应当仅指“户籍”,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等因素进行界定。

二轮延包政策下农地调整的困境及优化探析

随着本土治理的共识被消解、村庄组织基础弱化、土地平衡格局逐渐被破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失地少地农民以生存话语为核心,将土地问题直指政府,形成了农地调整的困境。二轮承包到期再延长三十年无疑给农民带来了鼓舞和激励,居安当有所思,农地调整要“谋定而后动”,新的规范要“蓄势而待发”。本文以二轮延包政策下农地调整趋势的社会预测为基础,探讨农地调整的困境和破解对策,提出农地调整在初期分配、中期实施、后期稳定三个阶段的优化路径,以期化解延包政策在贯彻落实中的矛盾和阻碍,使得农地调整对巩固脱贫成果乃至乡村振兴奠定长效的保障。

二轮到期后进城落户农民群体的承包地:延包逻辑与方案选择

随着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延包时点的临近,进城落户群体的承包地延包处置问题亟需解决。理论分析与访谈调查显示:到期延包处置包含固有的现实依据、效率逻辑与产权归属逻辑;在未来延包时点,主要可以配给直接顺延、有偿退出、无偿退回、有偿使用四种方案;到期后全部直接顺延进城落户群体的承包地可能引发无地人群的不满,而有偿退出存在着标准难统一等问题;直接无偿收回进城落户群体的承包地可能会成为大部分村庄的主要选择,原因是受到户籍变动、公平心理与收入差异的影响;有偿使用方案得到了超过半数的访谈农户支持。事实上,进城落户群体的农村承包地权利处置问题实质上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主体资格”问题,是对承包权的下属权利如成员权、继承权、退出权等土地产权理论边界的拓展与深化,也是对中国农地产权改革理论内容的细化与丰富。

我国农地不平等的演进:事实和动力——基于全国代表性农户调查数据的初步结果

农地制度设计同时要考虑平等和效率维度,而对于其平等维度的实证研究很少。本文使用了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微观调查数据,分别估算了1996-2013年农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并探讨了不平等动态演化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1)无论是承包权还是经营权,不平等状况一直呈缓慢扩大趋势,其中经营权在2006年后有加速集中的趋势。(2)对于承包权不平等的扩大,二轮承包以来农地调整几乎被禁止是最重要的制度因素。另外,日趋频繁的农地征占也加剧了承包权不平等。(3)对于经营权不平等的扩大,基于市场动机的农地流转确实在起作用,只是其程度仍需彰显。村庄集体流转能显著促进经营权集中。承包权分布对于经营权具有"压舱石"的作用,其禀赋分配的影响在短期弹性为0.7,18年的长期弹性仍有0.3。(4)从长期看,经营权集中仍受限于承包权禀赋分配,而较少受到其经济因素的影响,其演进是长期渐变的。(5)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实现"三权分置"的关键是分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通过提高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可以弱化承包权不平等扩大的影响,同时加快经营权的集中。

湖北襄阳王伙北宋纪年墓

2011年4~8月,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襄阳市王伙村基本建设时发掘了一批墓葬。其中M94为北宋仿木结构砖室墓,出土买地券一方,据券文知,此墓墓主为高氏,于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下葬。本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宋代襄阳地区墓葬形制及丧葬礼俗具有重要的意义。